瞿犊，字墨犀，1913年4月9日，生于江苏省崇明县城西元六港一户地主家庭。大学毕业后，在家乡办学兴国。淞沪抗战后，他变卖家产田地，弃笔从戎，拉起抗日队伍，打响海启抗日第一枪。敢作敢为的牛大哥瞿犊因祖父、父亲和他都生于牛年，故取名“犊”。3岁丧母，由祖母和继母扶养长大，5岁由塾师教其识字，8岁能在祖父前复述《水浒》《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的故事梗概，9岁随父搬迁到崇明县城朝阳门孙家弄，进崇明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考入崇明县立中学，后转私立宏达中学，拜师专攻读古诗文，他与同学沈自强、龚乐天成了莫逆之交。1926年瞿犊与同学沈自强一同考入无锡国学专修馆学习。他勤奋好学，成绩优良，写得一手好文章，且不避艰难，敢作敢为，老师既感叹他的智力过人，又喜欢他的倔强性格，同学们亲切地称他“牛大哥”。1929年，瞿犊和同学沈自强一起考入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学系学习。瞿犊进校时，校长是著名学者胡适。当时学校中政治斗争尖锐复杂，有讲授社会主义的，有讲授资本主义的，有讲授国家主义的，有讲授无政府主义的。他热情地站在进步力量一边，组织同学对反动的学校当局作斗争。他还经常慷慨解囊，为贫苦同学排忧解难。办学校宣传抗日1932年，瞿犊大学毕业。目睹“九一八”以来民族危难、反动势力猖獗、社会暗无天日、人民苦不堪言的悲凉情景，决心从事教育事业。先在上海民华职业中学任教，翌年，又接办私立振德中学，并任校长。他聃请共产党员沈鼎法、顾南洲分别任总务主任和教务主任。在他们的影响帮助下,瞿犊坚持进步教育，宣传抗日思想。1935年初，时任中共闸北区委书记的崇明老乡尹汉文被租界巡捕房逮捕。瞿犊第一时间得悉，置生死于度外，在引渡之前，和国民党特务抢时间，四处奔波，疏通上下，终于以振德中学校长的身份，成功保释，救出尹汉文。瞿犊也因此受到反动当局的“关注”，1935年7月，振德中学以“教育方针与异于当局之规定”为名，被迫停办。1936年9月，瞿犊又集资在上海车站南路德润里接办德润小学，瞿犊自任校长，沈鼎法任总务主任，顾南洲任教务主任，一面办平民教育，一面继续进行抗日革命活动。组织抗日游击队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后，学校被迫停课。瞿犊辞去校长职务，放弃了上海的校舍私产，来到海启交界的久隆镇三本堂，先在小姑母家落脚。1938年春，按“包三石”交了租的农民，不少人家揭不开锅，而粮户囤积居奇，不肯借粮。瞿犊挺身而出，挨家挨户发动农民向地主借粮。起初，农民怀疑这位沙家仓地主侄子的诚意，不敢跟他讲真话。但很快，他们发现瞿犊是在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于是大家跟着他向地主去借粮，瞿犊因此赢得了群众的信任。1938年3月下旬，日本侵略军相继侵犯海门、启东，瞿犊着手组建抗日游击队。他找了几个平时信得过的青年给他们讲抗日保家乡的道理，动员他们参加游击队。不几天，一支10多个人的小队伍成立起来了，取名“两乡巡逻队”，瞿犊任队长。接着，瞿犊动员在地方上有威望的姑父帮他一起筹集枪支。经过一番努力，凑起10支长短枪和一些子弹。为了解决部队的给养，瞿犊毅然将他父亲在启东的140亩土地卖掉，用于购买枪支弹药和部队经费。打响抗日第一枪1938年4月9日，两艘日军运输船从海门茅镇到启东汇龙镇途经石陀港，瞿犊得到侦察员的报告后，决定选择河边的一个大坟树园作为伏击点，打一次伏击。他指挥队员隐蔽在一个个坟墩后面，要大家沉住气，耐心等待日本船的到来。下午4时，七八个日本兵乘船由北向南而来，船临大坟树园时，瞿犊振臂一呼“打!”10支枪一齐开火，队员们随即冲向河边，日军被这突然的袭击打懵了，扑河逃走。这一仗毙伤日军多名，缴获敌船2艘，子弹24箱，自行车19辆，步枪1支，还有其它重要文件。这是海启人民向日寇开的第一枪，用事实驳斥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长了江海人民的抗日士气。这一仗打过后，瞿犊带着队员把缴获的子弹送到另一支顾南洲组织的抗日部队——启东抗日义勇军指挥部，受到义勇军的热烈欢迎。瞿犊与义勇军负责人顾南洲商议，将两支部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日军遭受了意外袭击后，随即进行报复。4月15日，日军300余人，分东西两路向瞿犊游击队驻地久隆镇，妄图一举歼灭这支新生的抗日队伍。而瞿犊4月14日便接到义勇军指挥部送来汇龙镇的日军明天将来久隆镇袭击的情报，他立即进行了战斗部署，除派遣部分兵力迂回敌后，乘虚袭击其后方——启东汇龙镇外，亲自率领大部分战士，选择有利地形，在久隆镇东西两侧伏击日军。上午10时左右，敌人刚进入伏击圈，两组战士一齐开火。激战5小时，毙死伤日军30余名，打死战马一匹，缴获步枪子弹2箱。我军也有较大伤亡，瞿犊考虑到敌我火力悬殊太大,当即决定打了就走，迅速组织部队安全撤退。而敌军因受重创，又悉后方有警，不敢进驻久隆镇，仓皇撤退。瞿犊率部两次抗击日军，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瞿犊的名字从此传遍海启地区，不少青年慕名而来。部队扩大到百人。他又主动同抗日义勇军联系，将他的部队编为启东抗日义勇军第四中队。瞿犊被委任为义勇军副总指挥。进驻浏桥，接受改编当时，南通地区杂牌部队蜂起，司令如毛。启东抗日义勇军因没有所谓的合法番号，无法独立生存，不得已加入活动在通如两县的国民党江苏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特务总队，编为第一、第四两个大队。瞿犊任四大队长，驻南通县刘桥一带。浏桥位于南通和如皋的交通干线上，处于白蒲与唐闸两大兵站之间，是敌我必争之地。浏桥西面公路线两侧和以西是日军活动区，浏桥以东是国民党军队和杂牌部队活动区，而浏桥是中日双方拉锯区域，日军来了，国民党和杂牌部队走；日军走了，国民党和杂牌部队进驻。当时，特务部队虽有不少进步人士和纯洁的青年，但实际权力仍掌握在一批特务分子手中，他们遇敌就逃，借抗日之名，鱼肉百姓；而瞿犊领导的四大队积极抗日，不与他们同流合污，因此受到特务们的猜疑和排挤打压，并不断制造摩擦事件。为避免事态扩大，瞿犊在进驻浏桥1个月之后，于1938年6月，便与特务总队决断，率部离开刘桥回到启东曹家镇一带。瞿犊回到启东久隆镇，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然而活动于启东的陆洲舫却伸出了黑手，7月3日，陆洲舫率3000多名江浙边区护航游击队突袭瞿部,瞿犊率部奋力突围，转移到南通县余西镇一带。7月底，江苏省委派共产党员王进到瞿犊部队开展政治工作，从此，两人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通过国民党通崇海启抗敌指挥部政训主任茅珵的关系，部队编为国民党通崇海启抗敌指挥部独立大队，瞿犊任大队长，部队仍驻刘桥。8月11日，瞿犊组织部队向盘踞在土地堂的日军发起攻击，打死敌人5名。次日，日伪军数百人，挟大炮等重武器分兵合击刘桥，企图报复。瞿犊率部巧妙地避开敌人的正面袭击，辗转将部队带到启东久隆镇一带休整。此时，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实行反动的“限共”政策，公然下令逮捕通崇海启抗敌指挥部的茅珵，并把矛头指向瞿犊、王进领导的抗日队伍。为了有效打击敌人，防止不必要的牺牲，瞿犊、王进、茅珵商议后，决定由茅珵赴皖南新四军军部汇报工作，瞿犊暂离独立大队，去崇明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部队保持原有建制不变，番号改为通崇海启四县抗敌指挥部一支队第三大队，王进暂留该部工作。瞿犊一回崇明就把原来分散的抗日武装组织起来。为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又将王进请到了崇明。在3个月内，瞿犊组建了崇明民众抗日自卫总队部，指挥了堡镇、蚌壳镇、小竖河战斗，崇明的抗日武装斗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在此期间，瞿犊实现了自已的愿望，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北上整编，被张能忍设计暗害1938年12月，茅珵和新四军军部的杨绍明由皖南途经上海秘密回到苏北。鉴于苏北局势动荡不定，茅珵在征得新四军军部领导的同意后，决定成立“苏北人民抗日纵队”，把在我党控制下的苏北抗日游击队在抗日纵队的旗帜下统一起来；与此同时，不放松统一战线政策，加强对非国民党特务系统各部的争取工作。于是，通知瞿犊在不放弃崇明的前提下率半部武装部队即日北渡。同样，与其他江北部队也进行了联络。另一方面，国民党苏北第七游击区总指挥部独立七团团长丁聚堂，为扩充实力，也多次商请瞿犊率部北上。1939年1月6日，瞿犊、王进及沈鼎法率崇明抗日自卫部队的3个中队200余人乘船北上，由启东太平港登陆，到达启东大生二厂镇，与王澄、姚力领导的独立大队会合，改编为独立七团四大队。此时，韩德勤部下常备五旅孙信符、常备二旅张冀两个旅也到达启东，诬蔑瞿犊、王进部队图谋不轨，扬言要予以处置。1月9日，孙信符属下的国民党海门县常备支队支队长张能忍部，在启东合兴镇扣留了前与张能忍谈判的原启东抗日义勇军负责人费一夫。瞿犊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决定与孙信符谈判。1月10日清晨，瞿犊离开久隆镇，先抵合兴镇与张能忍交涉释放抗日干部事宜，后赴汇龙镇与孙信符谈判。中午，王进恐瞿犊遭意外，与4名战士赶往汇龙镇。此次谈判因孙信符缺乏诚意而不了了之。当晚，瞿犊、王进等由汇龙镇返回驻地，途经合兴镇时，突然遭到预谋埋伏在路旁的张能忍部逮捕。张能忍以瞿犊、王进交出人、枪为释放条件，瞿犊、王进严词拒绝，反革命刽子手张能忍于深夜将瞿犊、王进绑至合兴镇以东的乡间秘密杀害。年仅26岁的抗日志士瞿犊、19岁的共产党员王进，为了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瞿犊、王进牺牲后，瞿犊一手创建的独立大队，为避免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采取暂时分散的策略。一中队、三中队在王澄、姚力带领下暂时编入有中共党员活动的颜秀五部队，后于1940年6月举行港口起义，加入新四军。原崇明自卫总队的中队由沈鼎法率领回崇明，后在茅珵领导下，成立崇明民众抗日自卫总队，并于1940年10月打回海启，扩编为崇启海常备旅，同年12月与东进的新四军部队改编为苏四区游击第三旅，后编入新四军一师三旅，成为驰骋江海纵横苏中大地的抗日主力。瞿部其余人员则进沈维岳组织的抗支第二总队第二大队，继续坚持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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