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没错，但数据有点问题。先理一理数据的问题。中国官方（卫生部）唯一一次发布自杀率调查统计是在1999年，数据显示，当时中国的自杀率为13.9/10万人，其中女性为14.8，男性为13.0。但这个数据在此后饱受质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数据的来源是两个：一个是卫生部主管的死亡登记系统，覆盖人口大约为1亿，另一个为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疾病监测点（DSP)的抽样网络，大概覆盖人口1000万。但这个系统覆盖的城市人群远多于农村，而1999年的中国城市化率只有22%。相对可信的是来自加拿大的学者费立鹏公布的自杀率统计，他的调查显示，当时，中国人的自杀率达到23，相当于当时美国自杀率的两倍（《中国的自杀率：1995-1999》，2002，《柳叶刀》）。为什么统计结果几乎翻一番？是因为费立鹏将广大农村地区的自杀状况统计进去了，并由此发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中国式自杀模式”——在世界各地，城市人口的自杀率都要比农村人口更高，而在当时的中国，农村人口的自杀率比城市人口高3-5倍。在世界范围内，男性自杀人数通常高于女性，但在中国，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出两成。在中国，三成的自杀者和六成的自杀未遂者，都没有精神障碍。而在西方国家，精神障碍者占自杀人口的九成。需要指出的是，这是本世纪初的数据（所以2011年的新闻报道还在用这个数据我也是凌乱了）。现在的状况发生了很多改变，2009年的时候，清华大学教授景军做过一次中国自杀数据分析，时间跨度为1987年至2009年。结果显示，中国自杀率确实一度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较高水平，但在1996年至2003年有所下降，尤其是2004年至2009年期间下降明显。接着再来说为什么。我关心自杀这个问题，是2013年年底看了吴飞的著作《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以后。之后不久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来自北师大的一位学者告诉我，自那以后，很少有人在从事自杀方面的研究。“吴飞博士做的研究具有标杆性意义，在中国人自杀这个领域，他把开创性的研究都做完了”。好在我不是学者，无需担负上述压力。关心自杀问题，几乎是源于一种职业本能产生的冲动：我想知道这种现象是否发生变化，因何变化。即使只能用最仓促、最粗浅的方式去寻求答案。因此，一周之内，我就开始联系本书提到的“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谢丽华女士。差不多10年中，费立鹏、吴飞和谢丽华三个人的合作十分密切，他们从医学、文化和社工三个层面去研究中国农村的自杀问题。谢丽华所致力的生命危机干预工作，简而言之，是志愿者深入农村，与有过自杀经历的妇女谈心，再组建诸如合唱队、读书小组、剧团等兴趣活动。有时候似乎什么都不干，志愿者就在农村里住几个月，每天找人拉家常。——这些工作细致、琐碎，几乎无法想象它们能起到什么作用。但我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中国人传统的观念中，自杀是一件隐秘的私事，因为它身处公共领域之外，只与私人的生活相关。但事实上，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自杀并不仅仅是一种极端的个人行为，它还指向更复杂的社会伦理和文化逻辑。谢丽华女士已经退休了，书中提到的“农家女”还存在。办公地点在四环边上，场地不大，几间房。一个年轻姑娘接待了我，还不到12月，北京的天就很冷了，房间里没有暖气，办公的女孩不时往手上呵气。不久后谢丽华进门，告诉我：“我们所有自杀干预的项目已经结束了。”连收尾工作都已经在两年前全部结束，原因是“见效了”。随后，谢女士建议我去看她们项目所在的村子，我选择了其中的一个。真正抵达那里时已经是2014年年初的事情了，华北的冬夜很冷，大地是青灰色的，一望而去很是压抑。后来我才发现这种压抑的根源，其实是“荒无人烟”，华北冬夜的天空仿佛一口大锅一样扣在人头上。这曾经是一个自杀率极高的村子，高到什么程度呢？临近村落加起来千余人，多的时候一天就喝农药喝好几个，县里的医院都忙不过来。当地人跟我讲了一个故事，女主人公叫九生（化名）。她喝了3次农药，都抢救过来了，后来是不想死了，却因为喝药太多导致肺硬化去世。她临死前的遗愿是：“别把我和他们家里的人埋一块儿。” 他们家是指九生的丈夫家。这就相当于“不进祖坟”，在当地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据说，九生嫁过去以后，夫家人就欺负她，具体欺负的细节也说不清，反正弄得她生活很是压抑。后来谢丽华女士带着团队来了，开始关心她，家里人对她的欺负才好点儿。我当时比较关心的是，谢女士的团队撤离之后，悲剧是否会再次发生？但和我聊天的女人干笑一声说：“我可不知道，九生已经死了。她老公又娶了个女人回家，结果没多久就发现自己得了癌，新媳妇不声不响地跑了。她老公的遗愿倒也挺有趣的，你猜是啥？——是跟九生埋在一块儿。” 最后还是如这个男人所愿，他们被埋在一起了。我还看到了山头竖立着的两座孤坟，特别有讽刺意味。再说一个比较有典型性的事例。谢丽华第一次去那个村的时候，人家把她拉去了一个叫素芬（化名）的女人的家：“要说谁最需要这个（生命危机干预），那就是素芬了。”素芬想寻死，是因为她的丈夫长寨（化名）就是喝农药死的。早些年，素芬刚嫁到村里来时，因为婆家穷，她和丈夫就跟公公婆婆一块儿过。两栋老房子隔着院子相对，两口子住在其中的一间，吃饭时就上公婆那儿。后来，夫妻俩生了两个孩子，小儿子长到13岁时，他们合计着再盖个新房。当时，夫妻俩手上有钱，“但缺个三几万块”，长寨向在城里工作的哥哥借了两万元，他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又凑了一万元给他们。但这点钱还是紧，得从日常用度里省。自那以后，家庭矛盾不断，“公婆成天摔摔打打给脸子，俩姑姐和小姑子还常来逼债”。长寨自杀那天，夫妻俩刚卖粮食挣了2000元。长寨拿了1000元，去姐妹那儿还债。素芬至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他回来后就生着闷气，新房里有种地剩的半瓶除草剂，他一声没吭就全喝了。素芬见到他时，长寨路也走不稳了，晃悠着到跟前，“扑通”便栽进了她的怀里。“咱还了钱就不受气了……”说完这一句，他大汗淋漓、口吐白沫。村里人赶紧用拖拉机给送去了县医院，抢救了4个小时，但长寨还是撒手人寰。新房落成了，但人没了，家也散了，这栋房子从此再也没有人住过。当谢丽华找到素芬时，她由于过度封闭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开口说话了。她说：“若不是为了孩子，我也早就喝卤水走了。”所有的农村自杀原因，其根源大抵都是如此简单：家暴、丈夫外遇、亲人离世……在许多个案里，自杀的原因根本鸡毛蒜皮得说不出口，比如婆媳矛盾、两口子怄气，甚至小孩不听话，女人想不开，一气之下就喝农药了。那么问题来了，亲人之间的矛盾，为什么会把人推向死亡的边缘？两个原因：第一，中国（尤其是农村地区）非常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国人的一切社会属性，都是在最普通的“过日子”中展开的，而家庭又在“过日子”这个概念中有着核心地位。基于此，家庭成为了一个神圣性与世俗性并容的场所，追求“家庭政治”中的公正，某种程度上成了“人在日常生活中最在意的公正”。吴飞说：“这是我们很容易忽视的社会问题，它包括家庭内部冲突、夫妻口角及父母殴打子女。这些现象从未引起关注，但它们其实是根本性问题。”第二，农村“随夫居”和土地分配的传统（不是成文的制度，却根深蒂固，比制度更坚硬）。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农村妇女的先天生存环境都很贫乏。她们所遭受的无助、困境和痛苦，无人诉说。她们无力改变现状，又没法离开这样的环境。就像栽在水泥当中，动弹不得。因此，当“过日子”的时候出现了困境，她们根本无法逃脱绝望，因此走上绝路。但在近些年，这一境况大有好转。和我聊天的女人说，现在已经好几年一个（自杀者）都没有了，“至少我是没听说”。她跟我讲了几个曾经深陷绝望，后来开始新生活的自杀者的故事，但他们都不在村里。我试着去拜访了她说的那些人，结果无一不紧闭大门，也不开灯，看来是真的不在。按照村里人的说法，谢女士的自杀干预项目，确实使农村自杀现象大有缓解。但这其中仍有吊诡之处：“农家女”开展试点的村庄零星分布于华北、贵州，但从2006年起，全国农村的自杀率一下子大幅度的下降了。因此，如果细究这些数据，会发现背后的真正原因：自杀率的下降、“农家女”项目的撤退，都暗合一个时间线——“进城潮”。随着人口迁徙，女人们一定程度地脱离了男权主义之下诸多不平等的待遇，也远离了原有生活中的人际冲突情境。但人们找到了幸福之路的同时，新的不幸仍在绵延。就在我离开华北农村的几个月后，中国青年报的一篇稿子农村老人谈自杀：喝农药上吊投河比亲儿子可靠 开始在网上流传。而牺牲于进城潮中的老人们，又是一个新的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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