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岑，1812年4月6日生于莫斯科大贵族家庭。自幼深受十二月党人起义影响，1829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数理科学习，与奥加辽夫等人组织政治小组，研究社会政治问题，关心西欧革命运动，宣传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1833年，赫尔岑大学毕业后，因出版宣传革命思想的刊物，于1834年和小组成员一起被捕，以“对社会极其危险的自由思想者”的罪名先后两次被流放。在长达6年的流放期间多方面接触黑暗的社会现实，加深了对专制农奴制度的憎恨和对下层人民的同情。1836年起以伊斯康捷尔笔名发表文章。1842年回到莫斯科，站在西欧派左翼立场，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和文学创作活动。40年代，赫尔岑形成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政治思想上逐渐转向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他与别林斯基一起，主张俄国走革命的道路，先是反对保守的斯拉夫派，到了40年代后半期，又同自由主义西欧派分道扬镳。主要哲学著作《科学上一知半解》（1842～1843）、《自然研究通信》（1844～1845），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要求哲学密切联系自然科学和社会实际，肯定自然和人、物质和意识的统一，认为“真实的世界无疑是科学的基础”，强调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矛盾是自然和社会进步的基础。列宁认为，赫尔岑“在19世纪40年代农奴制的俄国，竟能达到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他“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由于在沙皇专制统治下无法进行社会活动，1847年携家赴法国，成为政治上的流亡者。次年目睹法国二月革命以及革命失败后工人的被血腥镇压、反动势力的“可耻的凯旋”，他思想上发生危机，对西欧社会主义运动感到失望，转而把希望寄托于俄国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认为俄国在消灭农奴制后可以通过农民村社实现社会主义，为后来的民粹主义奠定了基础。1852年8月，赫尔岑移居伦敦，1855年在伦敦建立“自由俄国印刷所”，出版过许多革命传单和小册子；1855年创办文艺丛刊《北极星》，1857年又同奥加辽夫合办《钟声》报，发扬十二月党人革命传统，号召人民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这些报刊大量地秘密运回俄国，促进了解放运动的发展。农奴制改革前夕，他曾有过动摇，表现了自由主义倾向，在《钟声》上呼吁亚历山大二世自上而下地解放农奴；同时，在评价贵族知识分子对解放运动的历史作用上，又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有分歧。不过，在他身上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占了上风。60年代，他坚决站在革命民主派一边，反对自由主义，促进秘密革命组织“土地与自由社”的建立，支持1863~1864年波兰起义。晚年侨居日内瓦，期待西欧革命运动的新高涨，把视线转向“马克思所领导的国际”，寄希望于“劳工世界”。1870年1月21日在巴黎逝世。赫尔岑在反对俄国专制农奴制度的斗争中，确立和发展了唯物主义美学观、现实主义文艺观。他认为“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是革命和科学道路上的试金石”，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是指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也包括以它为基础的尊重现实、热爱生活的美学观。他肯定人的审美活动同社会实践的联系，强调美“不能置身于自然规律之外”，美来源于现实生活。确认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艺术的特征在于“艺术是想象，科学是理解”，艺术家的思想“由语言表现出来，体现为形象”。他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坚持文艺的思想性和人文性，认为文学“作为人民的语言，是他的生活的表现”。他在在《科学上一知半解》、《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1850）等著述中，提出对俄国文学史和世界艺术史的系统见解，论证现实主义代替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揭露现代资产阶级文化艺术的腐朽没落。他在《终结和开始》（1862）等文章以及书信中，一再指出“市侩精神……对艺术来说是格格不入的”，它在艺术上的两个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为金钱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他认为在当时的俄国，“文学是唯一的论坛，可以从这个论坛的高处，向公众发出自己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这一思想贯穿于《谈谈描写俄国人民生活的长篇小说》（1857）和《俄国文学中的新阶段》（1864）等论文中。赫尔岑肯定俄国文学同解放运动的密切联系，强调以果戈理为代表的“新文学的主要特点是病理解剖”，“对现存秩序的新的否定”；同时十分重视出类拔萃的正面人物的塑造，认为通过这种典型能最充分、最鲜明地体现时代的理想和美。赫尔岑的文学创作贯穿着反农奴制的主题，形式多样，独具一格，在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30年代以浪漫主义开始创作活动。一些早期作品着重表现对未来的朦胧理想，歌颂以个人精神力量与现实对抗的浪漫主义英雄。1840~1841年发表的自传体中篇小说《一个青年人的札记》，标志着赫尔岑转向现实主义。这篇作品真实描写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得到别林斯基的好评。长篇小说《谁之罪》（1841～1846），通过3个出身不同的青年的爱情悲剧以及对他们周围人物的描写，暴露农奴主的残酷专横、下层人民的悲惨遭遇、远离人民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无能。贵族青年别里托夫形象的塑造，丰富了俄国文学中“多余的人”的画廊。中篇小说《偷东西的喜鹊》（1848）写一个农奴出身的女演员的血泪史，揭露了摧残人的尊严和创造才能的专制农奴制度；《克鲁波夫医生》（1847）辛辣地讽刺农奴制社会的“普遍疯狂”的现象。这一时期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政论色彩，对生活的真实描写、人物的深刻心理分析同富于激情的哲理性议论相结合，在俄国社会心理小说中别开生面。别林斯基认为他的才能的“主要力量”在于“思想的威力”，并称他为“人道的诗人”。流亡国外期间，赫尔岑主要以政论、随笔、回忆录、书信等形式进行创作。《法意书简》、《来自彼岸》（1847～1850）等论文集，以犀利的笔锋抨击西欧资本主义社会，抒发作者因目睹法国二月革命失败而引起的精神悲剧和激情，笔墨饱含血泪，情理交融，形成独具一格的抒情性政论。代表作《往事与随想》（1852～1868），是一部包含着日记、书信、散文、随笔、政论和杂感的回忆录。作者自称这是“历史在偶然出现于它的道路上的一个人身上的反映”。全书共7卷，内容丰富，反映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到巴黎公社前夕半个世纪俄国和西欧的社会生活及革命事件，在广阔的历史画面上描写出形形色色的人物，并把重大事件同作者个人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发展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贯穿全书的中心线索是这位思想家一生对革命真理的不倦探索和对光明未来的坚强信心。赫尔岑的作品文笔生动活泼，富于感情，人物刻画鲜明、简练，善于通过细节描写概括深刻的时代内容，在俄国以至全世界自传体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以独特的文体家著称。屠格涅夫认为“俄罗斯人中间只有他能这样写作”，“这种语言是有血有肉的东西”。赫尔岑的许多著作在俄国长期被禁，到1905年后才准印行；在国外，19世纪70年代后期即已出版，后来被译成多种文字，广泛流传。其主要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已陆续介绍到中国，《谁之罪》、《偷东西的喜鹊》等都有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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