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承秦制，统治者在吸取秦亡教训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对各项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完善。秦汉时期是我国中央集权制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形成的政治、经济制度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官僚政治体系在秦汉时期得以确立和发展，考课制度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并为历代考课制度提供了范本。
统治者实施官吏考课制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考察吏治，将官吏置于自己的管控之下。官吏作为古代统治者管理国家的中坚力量，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安危。“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各王朝统治者都致力于整肃吏治，对考课制度进行了不断地修订与完善。
汉代官吏考课制度特点
（1）考课标准方面
汉代统治者对官吏的考课既注重政绩，又注重品行，这不仅是注重官吏综合素质的体现，还是一种恰当品评官吏的方式。在以政绩作为考课依据的情况下，各级官吏会为取得良好的政绩而努力履职，以期考课时能取得好的名次。而对于品行的考课，先秦时期就已有之，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官吏自身具有良好的官风官德，不仅可以维持官场的吏治清明，而且还能起到教化百姓的作用。贾谊曰：“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
为此，统治者在考课方面，将官吏的品行作为一项标准非常有必要。遵行“德才并举”的考课标准，不仅有利于汉代官吏综合素质的提升，还有利于构建良好的吏治氛围。
德才并举的考核方式
为做到客观公正的考课，汉代统治者建立了科学的考课机制。首先，在考课内容方面，既对官吏进行全面考课，如对郡国守相，会考察其对整个郡国的治理情况；还会根据郡县中重点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项考课，若郡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郡国守相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所辖地域的治安，中央会以“盗贼多少”为标准对郡国守相进行考课。如尹翁归针对京师地区“盗贼盛行”的现象，进行了严格有效的治理，从而形成了“京师畏其威严，扶风大治”的局面，本人“以盗贼课，常为三辅最”。
统治者根据现实情况和任务来考核、评判官吏，做到了公平公正，而且在公平合理的制度下，有利于朝廷进一步有针对性的发掘人才。此外，汉代对官吏的考课依官职大小采取不同的考课频率，也颇有新意。董仲舒主张，对不同级别的官吏采取不同的考课频次。因级别较高的官员负责的政务较为繁杂，而有些较大的政务在短期之内无法见成效，为此将进行三年一-次的大课。接受考课的官吏会将每岁的考课结果作为下一年施政的参考，如今年有了亏空问题，有三年考核期的话，可以努力把“空”追回，盈利好的，则以丰补歉，可见汉代考课制度的合理性及科学性。
（2）考课运行方面
1.严密的考课体系
汉代官吏考课由地方到中央，由内郡到边郡，层层进行，形成了中央课郡国、郡国课属县、公卿守相课其掾吏属官的模式。如此一来，统治者将全国各级官吏都置于考课系统中，保证了考课实施的全面性和严密性。汉代设立分层级的官吏考课机制，不仅加强了对各级官吏的控制。而且通过层级考课赋予了每一级官吏相应的考课权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较为合理的权力分配格局，有分权也有集权，有张有弛。在这样的机制下，不仅达到了强化统治的目的，还激发了各层级官吏工作的主动性，从而使得汉代政治环境更富有活力与创造性。
2.多渠道的考课信息收集
为保证作为官吏考课依据的各类信息全面真实有效，汉代实现了考课制度与上计制度，巡行、监察制度，“举谣言”制的结合。自下而上的层层上计与自上而下的层层巡行、监察的互相配合，加之“举谣言”下的民间舆论监督，纵横交错，内外相维，考课内容的真实性得到了保证，这无疑对各级官吏来说是公平的。这样一种合理的制度创设，必将产生正面反应，如民意在其中起到了参考作用，必将调动民众的热情，以积极地推动汉王朝的吏治建设。
3.公开化的考课评议方式
汉代对官吏的考课进行公开评议，主考者问，被考者答，与会人员监督，之后主考者结合“上计簿”等功绩材料进行审查并进行综合评定，最终定等级，上报统治者对被考者进行赏罚黜陟。在该程序下，受考者的言论被置于众人监督之下，受考者自然不敢弄虚作假，这就提升了考课的透明度。汉代公开进行考课活动，一定程度上可减少各级官吏虛报政绩情况的现象，保障考课结果的真实性。
4.赏罚黜陟与考课结果挂钩
考课为统治者提供了了解官吏及地方治理情况的途径，但统治者“行考课”的目的绝不仅因于此。统治者通过考课将各级官吏处于自己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并据考课结果选拔优异的人才为巩固政权服务。为此，考课制度的落脚点是对官吏进行赏罚黜陟。在考课制度与官吏的赏罚黜陟结合的情况下，各级官吏会更加重视考课，因为考课与他们的前途相关，课为“最”者可得到升迁奖赏，而“殿”者将会面临着被罢免的危险。
考课制度使惩戒与奖赏这两个对立物得以并举，无论是惩戒还是奖赏，这对官吏来说都是一种制约和管理。惩戒可以起到警示官吏的作用，而奖赏则可激励官吏更好的施政。不仅如此，考课结果与赏罚黜陟相结合，还涉及对考课结果的量化计算和记录，如对“功、劳”的计算和记录以及对官员的政绩分第都做到了量化，这属于科学化的操作方式，便于对官吏进行整齐划一的评定和赏罚。
考核的量化考核
从另一角度看，汉代定期对官员进行考课，评定品第，定为“不称职”、“软弱不胜任”或“殿”者，会遭受免官的惩罚。在这样的情况，官吏在其政治生涯中将会不断地接受督察和考课，官吏升降进出也会不断发生。成绩优异的官员被提拔，不称职的官员被贬黜，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汉代官场的新陈代谢，适者生存，不适则被淘汰，极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政治风气。
汉代官吏考课制度的实质
在中央集权制度下，统治者的一切政治举措，最终目的是强化统治。汉代统治者实行的官吏考课制度，也是用来强化王朝统治。通过层级考课，实现郡国对属县的控制，中央对郡国的控制，进而将中央、地方官吏的管辖与控制权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中央集权制度
统治者制定各类制度在地方的推行效果与中央的集权化程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当皇权势力强盛时，其制定的相关政策在地方会得到充分的落实，而当王权衰微之时，其制定的政策在地方则得不到有效的落实。官吏考课制度在汉代不同时期的演变就是这样一种现象，在政局较为安定的武帝、宣帝时期，考课制度得以不断的完善和强化。而西汉、东汉后期，随着各种势力抬头，王权受到严重威胁，考课制度的实施情况及功效可想而知。
此外，将考课制度置于汉代治理国家的模式方面来看，汉宣帝曾有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是对汉代前、中期治国思想的实质性总结。其实整个汉朝所实行的治国之略亦为此，采取的政策均为“王道”与“霸术”的结合。不论是打着道家还是儒家旗号的政治，只要它是以中央集权的帝国形态存在，法家思想就必然成为它内部的基本体制。
西汉桓谭对“王道”和“霸术”进行了解释，所谓“王道”，即“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后教以礼仪，而威以刑诛，使知好恶去就，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所谓“霸功”为“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着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尽管二者作为统治术，功能有异，但最终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护大一统王朝的统治，为此统治者在施政过程中要合理的兼用二者。对于官吏考课制度来说，亦是如此。
通过对汉代官吏考课制度的分析，可知汉代统治者对官吏的考课，主张依规进行。在官吏考课内容方面，统治者讲求“德才并举”，形成了“以法课吏”与“以礼课吏”相结合的考课方式。这样不仅有利于良好吏治环境的建设，对于构建稳定的社会秩序也颇有益处。
汉代官吏考课制度的影响
（1）汉代官吏考课制度的作用
汉代统治者重视官吏考课，并对官吏考课制度进行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初步建立起了一套官吏考课体系。该体系在稳定社会，整肃吏治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统治者通过对官吏进行考课，加强了对官吏的管理和控制，具有察吏安民，稳固统治的作用。“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官吏作为古代统治者管理地方的中坚力量，一朝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安危。公孙弘曾上书皇帝言：“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笃；今世之吏邪，故其民簿；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听；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簿民，民不可得而化。”
“吏正”则“民笃”，“吏邪”则“民簿”，官吏的好坏影响治民的效果，进而影响社会治乱，国家的危亡。而加强对官吏的考课，正是统治者强化吏治的一种重要手段。此外，统治者将考课与官吏的赏罚黜陟相联系，通过升迁和奖赏，不仅调动了官吏工作积极性，提升了行政运转效率，还为国家擢拔了人才。通过降免和责罚，裁汰劣员，整肃了吏治并警醒了官吏。西汉太常丞谷永曾对考课的重要性发表议论：治天下者尊贤考功则治，简贤违功则乱。诚审思治人之术，欢乐得贤之福，论材选士，必试于职，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实以定德，小人日销，俊艾日隆。经日：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赏得于前众贤布于官而不治者也。
（2）汉代官吏考课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汉代官吏考课制度在一定时期确起到了整肃吏治，安定社会的作用，但受到各方因素的影响，该制度在具体运行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1.存在考课不实现象
在汉代，统治者将考课与官吏的赏罚黜陟相挂钩，各级官吏为获取晋升，避免受罚，采取了各种措施彰显政绩。其中就有部分官吏运用不正当手段伪造、虚报政绩。朝廷通过巡行、监察及拘校等方式进行应对并对“考课不实”的官吏进行严惩，但这种现象仍不可避免。在上层官吏对下层官吏实施考课时，会存在因“私利”而产生的行贿与请托现象。如东汉时期的司空张济“承望内官，受取货赂”，虛报纠举边远地区小郡清廉有惠政的刺史二十六人，因受官宦势力的干涉，出现了上报不实的情况。在“私利”的影响下，考课的真实性与权威性必然受到质疑。
2.在汉末运行受阻
官吏考课制度在汉代政治环境较为安定时期发挥了作用，但在西汉、东汉后期，考课正常运转机制被打乱，考课实效则难以发挥。无论是西汉后期外戚势力的崛起，还是东汉后期的外戚宦官交替专权，都对中央集权制造成了威胁。而考课制度依赖于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并与其它政治制度的相互作用。西汉、东汉后期，作为考课制度保障的中央集权制遭到破坏，考课正常的运行机制被打乱。
除上文中提到的东汉时期三公趋“形式化”存在外，还出现了郡县官吏不亲为政务甚至自行离职的现象。官员的不作为与擅自弃官现象，必然影响考课的正常运行。如《安帝纪》：“方今案比之时，郡县多不奉行。虽有麋粥，糠秕相斗，长吏怠事，莫有躬亲，甚违诏书养老之意。”
3、考课中的皇帝独断
汉代，丞相仅被授予了考课权，但无权决定官吏的“赏罚黜陟”，需要“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官吏奖惩权集中在君主一人。这一规定，在君主专制的汉代是合理的，也是统治者驾驭王朝统治的重要手段。但君主有贤明亦有昏庸，君主的好恶喜怒各异，这都会对官吏考课的执行效果产生影响。如武帝时期的亲自巡行，宣帝时期的“五日一听事”制度，表现出了对官吏考课的重视，该时期行官吏考课的效果就会明显。若统治者对考课不热情，在听取汇报时轻率了事，考课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此外，从汉代官吏考课内容看，无论是劝民农桑、还是钱谷出入，都是为了巩固汉王朝的物质基础，并没有着眼于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没有将经济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环节，而单纯是为了强化君权，这其实是官吏考课制度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不仅如此，统治者所注重的官吏政绩，很多情况下是各级官吏通过盘剥百姓获得，如此做法会不断的激化与民众的矛盾。
总结
考课制度是中国古代吏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汉代得到了快速发展。在中央课郡国、郡国课属县、公卿守相课掾属的考课模式下，考课主司结合官吏的职务任期，借助上计、巡行、“举谣言”等考课信息收集渠道，对官吏的品行与政绩进行考课，并据考课结果对官吏进行赏罚黜陟。纵向来看，官吏考课在汉代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阶段性特征。西汉前期主要围绕官吏的军绩进行，之后逐渐向民政转化，西汉中期考课制度趋近完备，东汉晚期因外戚、宦官等势力的博弈而走向崩溃。
横向来看，官吏考课在汉代内郡与边郡亦存在不同，西北边郡地区偏重军事。在汉代，官吏考课制度在稳定社会、整肃吏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虽存在弄虚作假、皇帝独断等弊端，但其中有很多合理之处。如德才并举的考课标准、多渠道的考课信息收集机制、考课结果与赏罚黜陟挂钩等，被历代所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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