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出家的深层原因：去探索灵魂生活。
根据李叔同弟子丰子恺的话，我们可以把人的生活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信仰。艺术的最高点与信仰相接近。二层楼的扶梯的最后顶点就是三层楼，所以弘一法师由艺术升华到信仰，是必然的事。
李叔同最终遁入空门，是因为这位才子物质和文艺之中，都得到了满足，生命力又旺盛，必须去探索灵魂生活。
李叔同简介
李叔同是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他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后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后被人尊称为弘一法师。
其年龄比周树人大一岁，贡献非常大，弘一法师为各地寺院和缁素撰写的诸多嵌字联语，更表现出他的奇思妙想和深厚的艺术功底。他在宣传佛法导引终生佛化过程中，将联语这一形式作为劝人为善的巧妙手段。他书写的那些内容深刻、极富哲理的名联，现也成为警示后人的一笔宝贵的文化艺术财富。
李叔同出家，从根本上说当然也还是绝望于此岸世界而寄希望于彼岸世界。他对现实世界的失望乃至厌恶，在少年时即已开始，便有与年岁不相称的“西山日”、“草上霜”之叹，这与他身世遭际的特殊有关，前已述及。年渐长，眼见国事 螗，忧怀更深。他“三十称翁”，三十四岁即署“当湖老人息翁”，心境的枯寂远在年岁趋长之前。他出家前长年沉醉于艺术，很大程度上是藉以躲避到那别造的天地中去。但他对此岸世界曾经既失望而未绝望，仍期盼河清有日，更思有所作为。将之日本留别诸友的《金缕曲》和民国肇造时所赋《满江红》，还是对光明前途满怀希冀的。然而冰冷的现实立即粉碎了他满腔的热望。民初六七年中，袁世凯窃国称帝在前，张勋复辟废帝于后，《临时约法》一开始就是一纸空文，旋告废除，“民国”徒有虚名。老大中华，旧弊痼疾未有丝毫革除，新的危机更见深重，外侮内乱，军阀混战，生灵涂炭，苦海无边。诚如陈独秀一九一六年所说：“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李叔同原先敬仰的维新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此时又成了助纣为虐的开历史倒车者！焦急、苦闷、无奈、彷徨，这是当时热血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状态。这时的李叔同由早年“整天在指东划西说人家不对”，一变而沉默了。“吁嗟默默，无言可说！这种沉默正是他寻找不到改变这个罪恶世界的途径和方法的一种表现。”他“以为造成这样悲惨罪恶的社会，完全是由于人们无穷的物质欲望和狭隘的自我执着所致。若欲根除此害，就非唤起人们的觉醒，把狭隘的小我扩大起来，博爱群生普及物类不可。”但他“寻找来寻找去，最后寻找到的途径与方法，却就是自己甘愿吃大苦，以苦行僧的意志和行动现身说法，以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以救度群众出这个恶浊世界。”
李叔同皈依佛门作苦行僧，无疑又与他日益浓重的忏悔自责心有深刻联系。他忏悔自己在众生溺于水深火热中时过了半世锦衣玉食的日子，并涉足欢场求片刻慰藉。一九零三年《前尘》一律起句即为“风风雨雨忆前尘，悔煞欢场色相因”。此诗一九零六年、一九一八年、一九二六年三次发表公诸世，足见其忏悔心理之历久不去。而在他即将出家时所致刘质平书中则明言：“无始以来，罪业至深，故不得不赶紧修行”。他毅然割断情丝，顿废诸艺，严持戒律，苦行至生命寂灭，这忏悔之心是极重要的原因和愿力。
李叔同以出家救世，当又与十二年前受一位爱国民族领袖人物的思想有关。一九零六年，因《苏报》案囚禁三年的章太炎出狱到了日本，留学生二千余人冒雨参加欢迎会并聆听章氏那篇著名的演说。这演说当时的反响极大，被认为“是一篇最警辟有价值之救国文字，全文曾登《民报》第六号”。李叔同是否与会已难考，但他正在东京应该与闻并关心此事，《民报》所刊也不会不读到。章氏在演说中提出当前最紧要的救国大事：
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提倡佛教，为社会道德上起见，固是重要；为我们革命军的道德上起见，亦是最要。总望诸君同志发大愿，勇猛无畏，我们所最热心的事，就可以干起来了。
这等早年与闻的思想主张，即使当时未有热烈响应，一旦因缘际会，也会被激活而促进其作离尘出家的决定。
李叔同是一位天才的艺术家，是情感型的人物。黑格尔以为艺术属“绝对心灵”领域，在艺术中艺术家营造自己的世界。“在绝对心灵的一切范围里，心灵都解脱了它的目的与旨趣的有限意蕴，以便转到实现它的自在自为的存在。”“主体方面所能掌握的最高的内容可以简称为‘自由’。”艺术家的幸运便是可以在艺术中享受尘世间享受不到的“自由”。“有了自由，一切欠缺和不幸就消除了，主体也就和世界和解了，在世界里得到满足了，一切对立和矛盾也就解决了。”这是“自度”。同时，“只有改善人类才是艺术的用处，才是艺术的最高的目的。”这是“度人”。然而李叔同半世艺术生涯，既未得自度，更未能度人。艺术没接触他深重的人生苦闷。同属“绝对心灵”领域的，除了艺术还有哲学和宗教。深沉的理性思索非李叔同性之所近所长，与佛有缘，他在佛教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艺术与宗教相去只一步之遥，“最接近艺术而比艺术高一级的领域就是宗教。”“艺术只是宗教意识的一个方面。换句话说，如果艺术作品以感情方式使真实，即心灵成为对象，把绝对的这种形式作为适合它的形式，那么，宗教就在这上面加上虔诚态度，即内心生活所特有的对对象的土丘爱度。”“后于艺术的阶段就在于心灵感到一种需要，要把它自己的内心生活看作体现真实的真正的形式，只有在这种形式里才找到满足。”黑格尔的这些论断，大概是李叔同以大艺术家出家为僧的最好说明了。丰子恺说：“李先生的放弃教育家与艺术而修佛法，好比出于幽谷，迁于乔木，不是可惜的，正是可庆的。”
常人出家多以避世，或是无奈中以此谋衣食生存，李叔同出家则是以弃世的形式自度度人，归根结底竟是入世济世的，或如朱光潜所说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晚清以来社会危机深重，援佛舍身精神自励励人做救国救民事业。同时又有借佛学思想资料构筑理论体系的学术动向，谭嗣同、章太炎、熊十力等即是突出者，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唯识论等哲学思辩色彩最浓的论藏佛典。精密的理性思辩佛学难为芸芸众生理解接受，亦非弘一所长，他乃舍身求法，净、律双修，醒世救心。
一、现实不如意
之前就说他在学校任职，他当过图案教员、音乐教员，在杂志社当过编辑，他的工作涉及得很广，包括美术、文学、音乐等等，他的才能和学识都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说是他工作不顺心，才想到出家，可能性不大。
二、对红尘之事烦恼
他的家庭状况很好，父辈为他留下一大笔家产，他妻子的娘家也很富裕，他在生活上应该没有烦恼。
三、对佛教的向往
佛教自两汉时期传到中国，到李叔同时期已有一千八百多年，发展得非常成熟，中国历史上爱好佛家文化的名人不在少数，比如北宋时期的大文学家苏东坡，连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就是爱好佛教思想之人，年幼的时候受父亲影响，对佛教有好感。后来接触到佛家教义，被深深吸引，觉得追求红尘名利都没有意义。这应该就是李叔同坚决出家的原因。
故事：1913年受聘为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改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音乐、图画教师。1915年起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音乐、图画教师，并谱曲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首校歌。1942年10月13日，弘一法师圆寂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
相关信息：
李叔同的诗词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同样占有一席之地。他年轻时，即以才华横溢引起文坛瞩目。客居上海时，他将以往所作诗词手录为《诗钟汇编初集》，在“城南文社”社友中传阅，后又结集《李庐诗钟》。
出家前夕，他将清光绪二十六至三十三年（1900—1907年）间的20多首诗词自成书卷。其中就有《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哀国民之心死》等不少值得称道的佳作，表现了作者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出家前的五六年间，他还有30余首歌词问世。这些作品，通过艺术的手法表达了人们在相同境遇中大都会发生的思想情绪，曾经风靡一时，有的成为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
弘一法师对联语也有浓厚兴趣，并有极高的鉴赏和创作水平。尤其是出家后，大师为各地寺院和缁素撰写的诸多嵌字联语，更表现出他的奇思妙想和深厚的艺术功底。他在宣传佛法导引终生佛化过程中，将联语这一形式作为劝人为善的巧妙手段。他书写的那些内容深刻、极富哲理的名联，现也成为警示后人的一笔宝贵的文化艺术财富。
李叔同，一位曾被林语堂、张爱玲等大家所公认的这个时代最有才华的人，没有之一。他青年时是个进出名场、放荡无羁的风流才子，但后半生却成为芒鞋布衲、苦修律宗的空门高僧。是什么使他有如此大的转变呢？
至少在中国近百年以来的文化历史中，李叔同都是学术界所认同的不可多得的文化奇才，他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还是首位把国外的油画、钢琴、话剧等引入中国的先驱者，并且因为其通音律、擅书法、工诗词、精金石等才能闻名世界。
如今家喻户晓的《送别》就是其做的词，“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送别的画面还历历在目，不忍离去。他天资聪颖，在任何方面只要稍稍努力，都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留学海外，结识众多好友，但是懂得越多，越能发觉自己内心里的空虚，他再也找不到令自己欢愉的事了，直至他重逢了佛法，他深知佛法的深奥隐秘。也许正是因为其的神秘吸引了他吧，吸引了这位人间奇才，以至他抛妻弃子，毅然昄依佛门。其实，更多地是因为他对世事无常，人生变迁的无奈，然而现实里他的抱负理想又不能实现，以导致他看破了红尘，只好从佛法里寻求自我，找到自我价值，所以他才回归到博大精深的佛学了吧。
毅然空门后，他潜心向佛，过午不食，精研律学，弘扬佛法，教以普渡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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