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2025年01月21日 09:06
午休时,40 来岁的 Neeraj Punhani 在他位于中国浙江省绍兴市的办公室大厅里面玩了一局桌球。和他一起打桌球的是一位和他年纪相仿的中国男人。两个人话不多、绕着桌球桌慢慢地转圈。「我们已经认识 14 年了,」 Punhani 说,他是印度人,在绍兴做纺织贸易。
走过一排排陈放着闪闪发光纺织材料的货架,Punhani 来到办公桌前,桌上放着一尊中国「财神像」,还有几尊印度神像。「绍兴是我的家。在这里有我的朋友,也有我的对手,」他一边坐在桌前,一边说道。
Punhani 是绍兴数以万计的外商之一。据称,从绍兴的柯桥市区出口全球的印花纺织品,占了全球生产总量的三成。上世纪 90 年代末,距离上海仅几个小时车程的浙江,成为了廉价商品交易中心,吸引大批来自印度、非洲和中东的商人涌入,Punhani 就是在这波浪潮中,从迪拜来到了绍兴。
和中国其他同样规模的城市不同,绍兴当地人看到外国人并不会大惊小怪。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绍兴的外国人已经完全融入了当地生活。
即便是像 Punhani 这样的「老柯桥」,每年还要重新申请一次工作签证。作为外国商人,他们能拿到政府发放的「服务卡」,这让获取驾照、医疗服务等更加便捷。然而因为申请门槛很高,所以到现在为止,能拿到这种服务卡的在华外国人仍然很少。
「我在中国居住十五年了。我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开了一所学校,投资不动产。即使这样,你还需要不断地证明自己属于这个城市,感觉有点不对,」Punhani 的熟人 Sanjay Sukhnani 说,「这不是抱怨,而是我的向中国政府的一个请求。」
拓宽国门:
人口红利殆尽下的政策转向
「2013 年以来,我的员工越来越难拿到工作签证了,」现年 36 岁的 Andrew(化名)说,他在中国开了一家外语学校,要聘用不少外教,受访时他也正在申请签证的过程中,为免影响申请结果,他要求使用化名。
目前中国的移民政策,仍然受到社会主义的传统孤立主义和对外界的怀疑影响,比如,中国至今未建立「移民局」,外国人申请中国「绿卡」,首先要由本地公安局受理,然后需经省级公安厅(局)的审核,最后由公安部通过审批签发,前后需要大约半年时间。
对高门槛相对应的是,中国是外国居民比例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只有 0.06% 左右,世界平均水平是它的大约 50 倍。即便是在发展中人口大国印度,该比例也是中国的 10 倍。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统计,从 2004 到 2014 年的 10 年间,只有 7300 名外籍人士获得了中国绿卡。但 2000 到 2013 年,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的中国大陆人口,就超过了 90 万。
在华外国居民少,正式变成中国公民的更少。中国不接受双重国籍。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显示,截至 2010 年 11 月,近 59 万 4000 名外籍人士居住在中国,但其中仅有 1448 人加入了中国国籍。
但随着全球化和中国自身的快速现代化、国际化,加上劳动力短缺和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外国人进入中国、中国引入外国人才的需求都在上升。2016 年 4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的,只要是优秀人才,都可以为我所用。」
两个月后,中国正式加入国际移民组织(IO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主要希望通过制定顶级科学家和管理人才的吸引政策,提升中国企业的创新力和国际竞争力。未来,这些政策也可能更多地用于填补中国不同领域的人才缺口。又一个月后,2016 年 7 月,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导,中国将成立首个移民局。
也是在 2016 年,公安部先后批准北京、广东、上海实施总计多达 46 项的出入境新政,为一线城市和自贸区吸引「高层次」的创业和专业人才。整体而言,这些新政策更加市场化,只要年薪够高就可以申请绿卡。2016 年 3 月初,北京中关村设立对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窗口,到 8 月已有超过 300 人在这拿到了中国绿卡,相当于以前中国一整年的绿卡发放量。
2016 年 9 月,「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试点工作座谈会」在天津召开,决定从 10 月开始,在北京、天津、上海等9个省市区启动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试点,简化许可证类别和申请流程,2017 年 4 月 1 日开始,该制度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致力于移民领域相关研究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认为,成立专业移民机构「主要目的是吸引外国人才。大的潮流是:我们从货物和贸易的流动开始,再到资本的流动,现在转到人才上来。」
精细筛选:
分类引进、严格管理、国家安全
中国面向外国人的大门似乎敞得更开了,但要真正迈过门槛,并在门内长久居留,仍然不容易,甚至越来越不容易。
中国对外国语言教师签证的规定不断变化,给 Andrew 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其他很多外国人一样,Andrew 对中国的官僚主义感到伤脑筋,「我因此很没有安全感,」 Andrew 说,「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在这里工作很容易,没人管。现在政府想加强控制。」
即将在全国实施的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在简化许可的同时,也对来华工作的外国人实施分类管理。A 类是「高端人才」,B 类是「专业人才」,C 类是「临时性、季节性、非技术性或服务性工作的外国人」——类似「外国临时工」。对 A 类人才来华,中国政府会「专门保障」,对 B 类要实施「比例限制」,对 C 类则要「严格限制」。
Andrew 和他学校里的外国老师,就属于 B 类人才。官方媒体报导指,分类的目的是「既做到吸引外国高层次人才,又兼顾保障国内就业市场」。
「关于移民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担忧,比如恐怖主义相关的,经常是很抽象的。当地政府需要贯彻北京的意愿,但是没人知道如何去做到。最后的结果并不一定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
同时,对于已经进入中国的外国人——比如外籍英语老师和在南方城市广州迅速增长的非洲群体,过去几年,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进行了更严格的管理,对外籍人士非法居留的处理也更加严厉。据中国公安部的数据,2015 年处理违反出入境管理法律法规人员的案件有 6.20 万人次,是 2011 年的三倍,其中签证过期占多数。
「老柯桥」Punhani 所在绍兴及周边地区,商人们拿到签证上,允许居留的时间越来越短,警察还会定期检查外国人的身份证件,政府担心来自中东的外国人与当地的穆斯林社群接触。
「习上台之后,国家安全明显是首要任务,」莱顿大学社会学研究者卓嘉健(Ka-Kin Cheuk)解释。他也是欧盟研究中国作为移民国家的未来研究组的一员。「然而,关于移民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担忧,比如恐怖主义相关的,经常是很抽象的。当地政府需要贯彻北京的意愿,但是没人知道如何去做到。最后的结果并不一定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
内地关于外国人的舆论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媒体把外国人和扰乱公共秩序或犯罪率联系起来,有关不怀好意的「外国势力」的报导也不少见。有的外国群体开始被看做是来中国「淘金」的一个例子是,官方英文媒体 China Daily(《中国日报》)最近提到了,有外国年轻人利用学生签证来中国「冒充专家和学者」。
招才矛盾:
谁是国家最需要的人?
一方面,中国在移民体制上开始尝试与世界接轨,鼓励「天下」人才来华贡献,另一方面,中国也小心拒绝不符合国家需要的外国人。而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国最需要的是谁?比如,代表中国过去以出口牵头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老柯桥」们,他们的贡献要怎么评估?还有越来越多的来自东南亚的服行业人员呢?
国家专家局代表邱旭生解释说,虽然中国以后可能会变成移民国家,按官方的说法,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劳动力大国,主要想引进本地缺乏的人才,比如高层管理人员或者高级的外餐厨师。
「ABC 是说分类,这样管理更加科学,美国等国家也这么做。没有分高低的意思。不过我们主要还是一个人口大国,不可能无限制地让人进来。而且中国国内就业情况还那么复杂。目前那些不太受欢迎的领域,可以先采取鼓励国内青年人去做它的措施。实在没有人想干的话,可以考虑招外国人。」
「我们到底要不要进行配额度,限制某一些群体到中国就业的计划还在研究阶段。」
王辉耀认为,中国政府从 2013 年末开始逐步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从 2016 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但孕育生养需要时间,如远水难救近火。王辉耀预计,未来 5 到 10 年,中国将开始吸引东南亚的护理人员和建筑工人,「这个过程有多快发生,取决于二胎政策的效果。」
比起「老柯桥」们和 Andrew,在北京工作的 26 岁平面设计师 Elke 则没有那么忧心忡忡。之前的签证申请让她憔悴不堪:「我差点被驱逐出境。我不会中文,这个超级繁琐的流程里也没有人帮我。」新许可制度让她轻松不少,即便要被分类管理,但自视为「新经济」一员的 Elke 看法相当乐观:「我听说新的政策对从事创造行业的人非常有利。中国的创造业还很年轻,需要有创造力的人才,应该会被列入 A 类。」
在新许可制度中,分类的基本依据是积分。
据国家专家局的代表的介绍,影响分数的因素有收入、工作经验、还有就业地点(在西部和东北地区是加分项)。学过中文的外国人也会更受欢迎,他们的语言能力会让他们在新评分标准中拿到分数。「去年对外投资金额首次超过了吸引外资金额,对于既了解中国,又懂海外市场的外国人的需求日益增加,」专家局的王辉耀这么认为。
比签证还难:
「你不懂,因为你是外国人」
荷兰人 Luuk 就是王辉耀所形容的那种外国人。在南方城市厦门拿到中国文化的硕士学位后,他加入了当地的一家灯泡生厂商。现在他是这家公司的销售经理,在美国进行业务拓展。白天他和美国客户打交道;晚上他用流利的普通话和中国团队沟通。「关键还是我也可以解释其背后的思维。为什么客户需要这个,而不是其他的。」他同时能给美国客户注入信心。「他们对和中国人做生意所知甚少。」
26 岁的 Luuk 认为自己的工作能给中美工作伙伴的关系带来改变。自从他在公司内部开始礼仪培训之后,中美双方的商务晚宴局面改善了很多:吃饭时不要发出声音,也不要一直看智能手机,谈话不要老是谈公事。
但 Luuk 认为,「我的同事们还经常缺乏文化意识。」他在工作中经常遇到文化和认同的障碍,这也是除签证政策外,让外国人难以融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不管你语言多好,对文化了解多深,你依旧被视作外国人。如果持有不同的观点,回答永远是:『你不懂,因为你是外国人』。」
22 岁来自法国的留学生 Florence 面临的问题却正好相反。她是华裔,身边的中国人一般都认为她就是个百分百的中国人,这种文化上的期待有时让她不舒服。「无论你在国外呆了多久,如果你长得像中国人、你的祖先是中国人,你就是中国人。不过其实我对我作为中国人的身份感觉很复杂。小时候还会因为长得不一样被人欺负。」
在中国政府吸引外国人才的战略中,海外华人很重要。不管他们在哪里长大,中国都视其为「中国大家庭的一份子」。习今年号召所有有中国背景的华人回到祖国,或是在外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中国为他们制定了特别的人才计划,居留证也比较容易获得。确实,过去 20 年里很多注入中国的国外投资来自海外华人,比如美国华人。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回家」了:自 1978 年起出国留学的 400 万人员里面,只有不到一半回国了。
「这种政治舆论还蛮多的,」目前在北京读国际关系硕士的 Florence 说,「大家认为我『回来了』,不过我更是因为好奇,过来体验下在中国的生活。」她对于未来的计划还不确定,「可能会在上海留下工作几年,不过长期来看应该还是会回去。我大概还是更像一个欧洲人。」
第二故乡:
不是威胁,不当外宾,就想要点归属感
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创造一个外国高技术移民和精英愿意留下来的社会。国际搬家服务 UniGroup Relocation2015 年一项基于客户数据的研究显示,2014年,离开中国的外国人数量是进入的两倍。
来华的留学生人口增长率这几年也有所放缓。《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显示,2004 年来华留学生人数增幅为我11.1 万,2010 年为 26.5 万,翻了一番有多。2010 年「留学中国计划「提出,之后 3 年,来华留学生人数保持两位数的增速,2012 年更达到近 6 年内的顶峰,但最近 3 年,增速有所下滑,2015 年,新增的来华留学生有 39.8 万人,比 2010 年增长 50% 左右。
留,还是不留,生活环境的影响很大。「日本和韩国的生活标准更高,那里的污染也较少,」Andrew 说,「对于外国人来说,那里更适宜居住。」在就业咨询公司 Mercer 在对外国专业人士群体中的调查里,世界上最宜居城市的前一百位当中,没有上海,这个「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排在第 101 位,首都北京排第 118 位。Luuk 也觉得在美国待着更好,「我乐于面对眼前的各种挑战,但是我认为大部分人都和我想法一致,在中国工作有时的确太累了。」
对于大部分选择中国作为「第二故乡」的外国人而言,他们还是希望能找到归属感,希望能被本地人当成一个正常的群体对待,尽应尽的义务,享应有的权利,而不是被当成需要特殊待遇的外宾,或者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
「如果我有机会拿到永久居留权,我还是会很开心的,」Andrew 说他来中国已经有 9 年了,但一直没有定居的感觉,假如能拿到绿卡的话他会很乐意留下来,「如果有这种保障的话,我也没有必要像现在那样把钱搞到国外去。」
对于来自印度的「老柯桥」Punhani 来说,严重的空气污染并没有影响他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期望。「想想非洲的饥荒,或是印度基础设施的缺乏。现代化进程给这里刚好造成了一些污染,那又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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