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登瀛（1893—1969），1901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前山。1919年赴日本留学，明治学院肄业。回国后，一度参加学生军。不久，又赴日本，在大阪市日支经济通译社就任译员。翌年回到上海，就职于日本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同时为几家日本通讯社撰稿。多年的留日生涯，使杨登瀛不仅精通日语，而且对日本政界、经济、文化乃至民间风俗诸方面均了如指掌，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日本通。
杨登瀛回国后即参加了五四运动，1924年又加入国民党，1925年，积极参加了“五卅”反帝斗争，与上海总工会建立了联系，又结识了不少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朋友。如当时的工作运动领导人顾顺章等。总之，他是一个在上海滩上非常“兜得转”的人物。他在日本时曾读过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思想倾向进步。这时，他认识了青帮中人、同乡杨剑虹。杨剑虹当时是上海洋务工会的负责人，但思想却比较右倾。杨登瀛虽然和他在许多问题上没有共同语言，但广东人特别看重乡情。浓浓的乡情把两人连在一起，加上当时两个人都是单身汉，他们在生活上十分亲密，平时一个锅里吃饭，一个床上睡觉，渐渐成了莫逆之交。
1925年年末，中共党员陈养山在国民党中央交通局（秘密设立于上海公共租界，该局的局长是中共早期党员恽代英）任职时，经人介绍向杨登瀛学习日文，两人遂相识。当时，陈养山所在的交通局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广州出版的大批进步的书刊杂志，由广州运到上海再转发全国各地。由相识而相熟后，陈养山便经常将《中国青年》、《语丝》、《向导》等书刊送给杨阅读，使杨逐步接触了不少共产主义思想，从而向往进步，并结识了在上海活动的不少共产党人如沈雁冰、赵子昂、陈望道等。杨还高兴地说，如把这些书刊译成日文寄往日本报社发表，能得到较高的稿费。其实，杨登瀛本人家里亦有不少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有时便赠送给陈养山，帮助陈学习日文。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杨登瀛大为不满，颇多微词，被蒋介石手下的人抓起来关进了大牢。可是没过几个月，又由国民党要员蔡元培等从狱中将他保释，以后便蛰居上海。1928年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增设采访股，组织部负责人陈果夫、陈立夫有意拉拢青帮力量，即指派时任调查科主任的张道藩动员杨剑虹担任采访股总干事（股长），同时任命他为驻上海的特派员。这个位置虽不显眼，但权力极大，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机构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要抓什么人，要杀什么人，基本上都可以由他决定。此时“中统”刚刚成立，人手非常紧张，整个调查科不过二十来个人。杨剑虹一下子身居高位，需要帮手，他想到了杨登瀛头脑活络，交际广泛，尤其在租界当局中有很多朋友，便安排他为自己的副手。
1930年，调查科扩大活动范围，为广集情报，先后向上海、武汉和开封派出特派员，并配有随员和电台。此时杨剑虹因青帮内部争斗自杀身亡。又因鲍君甫[杨登瀛]在上海有广泛的人脉关系，遂被徐恩曾任命为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陈立夫亲自到上海，郑重其事地把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授给杨登瀛，上面写着：“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这就更大大地提高了杨的身价和地位。
这一时期，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主任几经换人，先后有张道藩、钱大钧、叶秀峰、徐恩曾等，他们都对杨登瀛表示信任。张道藩和他更有着暖昧的特殊关系，原来在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中，张道藩有一个政敌，他曾请杨登瀛设法将此人除掉，使张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站稳了脚跟，后又爬上了副部长的高位。为此，张道藩对他感激不尽，视为知己。有时张道藩、陈立夫到上海来，杨登瀛更是今日“一品香”，明夜“大都会”，声色犬马，尽心招待，以巩固私人友情。徐恩曾是陈立夫的表弟，他上台后，秉承陈立夫的意旨，对杨登瀛也极力拉拢。他把党务调查科秘密办事机关的地址——南京中山东路5号，也告诉了杨，并对他说：“在用钱上，中央总是依从你的。”又送给他两部曾国藩的《家书》，以示笼络。
由于当时中共和各反蒋派组织，都以上海租界为活动基地，所以国民党中央指令杨登瀛，设法与租界巡捕房建立联系，以便“中外协同，精心合作”。中央特科也希望他能从巡捕房中收集情报。杨登瀛接受任务后，就主动接近英巡捕房帮办谭绍良。谭和他是广东同乡，二人早就认识。一次，谭的爪牙、两个码头工贼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抓走，谭请杨设法营救，杨满口答应。当天下午就去见时任警备司令的钱大钧，钱得知是英捕房的人，马上答应放人。第二天，杨再去英捕房，两个人已经回来了。对此事，英捕房的西探长兰普逊也十分感激，请谭拿200块银元给杨，他只是淡淡一笑说：“你认错人了，你我至交，区区小事何足挂齿！”这件事给英国佬的印象很深。此后，他和兰普逊也相熟起来。不久，兰普逊又要他秘密提供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他通过司令部副官处长茅乃功，将司令部各处及侦缉队的印鉴式样都弄全了，兰普逊如获至宝，十分感激，认为：“杨登瀛不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但可以叫司令部的人听他指挥。”从此更加看重了杨登瀛。他还向人表示：“巡捕房不希望同杨以外的人接触。”
兰普逊所以如此推崇和拉拢杨登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杨是个日本通。当时，英国和日本的矛盾日趋尖锐，英国方面需要日本的情报，了解中日、英日关系。兰普逊常向杨登瀛请教，杨渊博的知识，准确的判断，使英捕房的官员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极力聘请他担任了捕房的顾问，还特准他在租界紧急办案时，不必履行常规的拘捕手续。从此他成了兰普逊的座上客，经常自由出入兰的寓所，兰又推荐他担任了法租界巡捕房的顾问。国民党方面见他成了租界里的红人，更把许多重要的案件交他处理。中央特科通过他，能及时地掌握租界捕房的情况。其实，早在杨剑虹招徕杨登瀛时，杨登瀛就在内心产生了矛盾。所以，杨登瀛决定在正式就任前，征求一下共产党朋友陈养山的意见。陈养山将这一重要情报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是中共党内搞情报工作的行家。陈赓详细询问了杨登瀛的情况，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觉得能够在中统内安插一个内线实在是太重要了，当即决定由陈赓和他单线联系，同时要陈养山迅速从杨登瀛家搬走……
1928年初夏的一个早晨，杨登瀛兴冲冲地来到外滩，与化名王庸的陈赓见了面。杨登瀛谈到了自己与杨剑虹的关系，并诉说了身不由己当国民党特务那番苦衷。陈赓非常诚恳地说：“我们完全理解你的处境和为人，支持你跟杨先生干调查科的工作，而且希望你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建立起联系，最好与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巡捕房搭上关系。”“这没有问题。”杨登瀛回答：“市党部和警备司令部我都有可靠的朋友，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政治部主任兰普逊与我关系很好，我自然会更加用心地和他们打交道，只是这帮家伙都是吃客，上一次‘新雅’动辄需要几十块光洋，我手头……”“这没有问题。”陈赓笑了，他从衣兜里取出了一根金条递给杨登瀛：“这点黄金你先拿去用，以后每个月我们给你三百块光洋，特别花费再当别论。”
杨登瀛为难了：“我如果拿了你的钱，今后杨剑虹要我搞你们的情报，这叫我怎么办才好？”“你放心，我早已安排妥当了。”陈赓回答：“我们的情报会不断地向你提供的，我们党内的文件、传单、《红旗》、《布尔什维克》等机关刊物，我也会叫人给你的，绝不会使你为难。”
杨登瀛十分感动：“你们如此豁达大度，我心领了，今后我决不会使你们失望！”从这次黄浦江之游以后，杨登瀛正式确定了“双重间谍”的身份。
为了掩护杨登瀛的工作，免除敌人对他的怀疑，显示他的身分，陈赓请示周恩来批准，专为他购置了一部汽车。又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的过街楼上，替他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中央特科派安娥（张红惠）去做他的秘书。杨登瀛把收集到的情报，全部拿到办事处，凡属对我们有用的，就由安娥及时抄送给陈赓。杨登瀛执掌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的大权以后，为中共做了许多事。
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军事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及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张际春等人正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开会。突然大批租界巡捕、警察局包探，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悄然而至，开会人还没反应过来，全副武装的巡捕、包探已冲入房内，将包括彭湃在内的开会人员全部逮捕。敌人“登楼捕人如预知的一样”，中央断定：党内一定出了叛徒。
叛徒是谁呢？为此陈赓找到杨登瀛，经其一番“打听”，原来是一个名叫白鑫的中央军委秘书，早在一个月前就通过其弟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密自首，白鑫叛变的理由是他的一个亲属背叛革命被发现后由彭湃批准将其枪毙了，因此怀恨在心。再经中央查证，杨登瀛提供的消息完全可靠。
周恩来指令特科：不惜任何代价，全力营救彭湃等人并尽快除掉叛徒白鑫。陈赓再次与杨登瀛联系。杨告知：“8月28日一早，彭湃等人由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转送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于是中央特科全体出动，隐蔽在转送的必经之地——枫林桥畔。遗憾的是敌人提前解押转送，中央特科的武装劫车功败垂成。
为了尽快除掉叛徒，陈赓继续与杨登瀛接洽。杨告诉陈赓：“白鑫就像不敢见天的老鼠，天天躲在霞飞路和合坊43号（今淮海中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的家里，有一群保镖护着。南京方面已给白鑫一大笔钱，他将于11月11日去国外避难。”获此消息的陈赓率领特科立即行动。
那天下午，先有两辆国民党方面为转移白鑫的小车驶来，停在范争波家的后门口，范家用人开始往车上搬行李，接着白鑫被众保镖簇拥着走出，离第二辆车仅几米处时，特科队员突然神兵天降。一直就在惊疑恐惧之中的白鑫见状拔腿就逃，并拔出手枪试图反抗，但机警勇猛的特科队员很快就将其逼入死角，打死在和合坊71号门前。
自从中共叛徒白鑫被铲除以后，中共认为杨登瀛（鲍君甫）“告密”的情报不仅重要而且准确，为了更快、更安全、更方便的与杨登瀛取得联系，中央特科先后增派了连德生（曾赴苏联接受过特工培训）和一个化名安娥（女，真名张红惠，又名张式沅，后成为田汉夫人）的地下党员与他单线联系。
1928年秋，上海警备司令部得到中共叛徒戴冰石告密：共产党地下机关正在某处开会议事，上海警备司令部立即会同租界巡捕房帮办谭绍良带领巡捕前往抓捕，恰巧那天杨登瀛在巡捕房办事，便随同前往，亲眼目睹7名共产党人被捕。事后杨“告密”陈赓，叛徒戴冰石被及时清除。
又一次，中共叛徒顾某正在上海警备司令部讨价还价出卖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李立三的回报问题。杨登瀛获此情报后立即“告密”陈赓，叛徒顾某立即命归西天。
1929年初，中共叛徒陈慰年待价出卖党内机密文件，为杨登瀛获悉，他先用两根金条稳住陈慰年，随后“告密”特科，叛徒立即被惩处。
同年11月，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任弼时被捕，杨登瀛向巡捕房谎称任是自己的手下，后来说项成功，仅一个月时间，任弼时就走出监狱。
1930年，从苏联回国的中共叛徒黄弟洪，原本被安排到江西苏区任职，他竟致函蒋介石，表示要“归顺党国”，并企图以出卖与中共中央负责人周恩来见面的时间、地点为筹码，提高自己的身价。杨登瀛获此信息后及时“告密”特科，黄弟洪被清除。
同年秋，中共山东省委某负责人到上海开会被捕，随即叛变。警备司令部通知杨登瀛前往协助会审，杨立即“告密”特科，会商后派中共地下党员刘鼎以杨所请专家的身份前去拍照，证实此人身份、叛变行为后，由特科领导的“红队”将其惩办。
1931年，中共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关向应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并被搜去一箱文件，其中还有不少机密文件。因巡捕头目兰普逊不识中文，便找到杨登瀛，杨遂“告密”特科，陈赓提议由杨介绍前述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扮成“中共文件专家”到巡捕房鉴定文件，刘鼎借机将其中的机密文件换出，由此巡捕房失去关向应的“罪证”。几个月后，杨登瀛请律师出面将关向应保释，出狱后，中央安排关向应进入湘鄂西根据地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兼红三军政委。
而且经过杨登瀛的努力，中共许多人员陆续被安插在中统机关，如着名的“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打入中统内部，并成为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杨登瀛起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由此掌握了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的所有重要机密。周恩来曾经称此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旋即叛变。这个大叛徒由于工作关系，熟知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绝大部分机密，当然也知道杨登瀛向中共“密告”的情况。顾顺章叛变的电报从武汉发出后，首先由中共潜伏在调查科主任徐恩曾身边的共产党员钱壮飞截获，钱立即转报中央，千钧一发之际，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党中央及所属各机关平安脱险，只有极少数机关遭到破坏。杨登瀛虽不是共产党人，但陈赓还是找到杨登瀛说：“此地不能久留，我们在上海的机关大都已经转移了，你快想办法到外地躲一段日子。”杨登瀛却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呆在家里！”杨不相信顾顺章能斗得过张道藩。陈赓说：“实在不想离开上海，那就要有一个思想准备——万一顾顺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别的一句话也不要多说，今后共产党一定会得天下，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就在这天早晨，徐恩曾带领大批特务从南京赶到上海，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当天下午，杨登瀛作为一名“告密者”同样遭到逮捕。不久杨登瀛与陈赓先后被关押于南京宪兵司令部。杨登瀛在狱中仍旧通过关系，对陈赓予以照顾。陈赓极为感动，对杨登瀛说：“今后共产党要得天下的，到那时我们决不会忘记你”。此后杨登瀛在狱中始终缄口不言。
该案中钱壮飞的出现，使得调查科彻底破坏中共中央的企图化为泡影，但对于陈立夫、徐恩曾来说，中共“间谍”就隐藏在自己身边，还担任要职，真是奇耻大辱！顿足捶胸之后，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隐瞒”措施，正在焦头烂额之时，又被捅出一个通共“告密”者，而这个通共“告密”者杨登瀛还是缘起陈果夫、陈立夫笼络青帮并由张道藩引进的“人才”。大叛徒顾顺章早已将杨的“罪行”和盘托出，这对陈立夫、张道藩、徐恩曾等人又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商议之后，张道藩以“情报贩子”“曾经有功”亲自出面保释，徐恩曾一路绿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半年多后杨登瀛被宽释。从此杨登瀛牢记张道藩、徐恩曾的“教诲”，“老实做人”，徐恩曾给他安排了一个反省院副院长的职位，此时的杨登瀛已经完全脱离特工系统，与共产党方面也失去了联系，生活归于平淡。
七七抗战爆发，特工总部（由调查科发展而来）西迁，重获“自由”的杨登瀛留在了南京。南京解放时，鲍君甫已非常潦倒，靠摆烟摊维持生活。1951年“镇反”高潮过后，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布告：“凡在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任过职的，一律到公安机关登记。”杨登瀛认为自已曾为共产党做过事，没有去登记。结果期限一到，杨登瀛立即被逮捕。审讯时，杨登瀛讲述了1928年至1931年期间为共产党所做的工作，在得到陈赓和陈养山的证明以后，南京市人民法院对鲍进行了从宽处理。1956年3月，南京军区专程派人送杨登瀛去北京，杨登瀛见到了陈赓、陈养山、安娥等人。见面之后，他们“希望给杨登瀛一些救济，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从此市公安局每月给杨登瀛家发放100元生活补助费。
回南京之后，杨登瀛于4月22日给安娥寄去一信。现摘录如下：“式沅同志：握别以来瞬已三周，我于四月二日晨安抵宁后即晚旧疾复发，现仍在时止时发，以至稽延奉书甚引为歉。这次在京蒙赓兄的多方安排，能与各位老友相聚一堂，受惠之处非笔能宣。回思昔日旧雨都能表见在时代尖端，能不愧煞！并承老友们的冲襟容纳涵盖多方至渥，蒙党和政府的优遇，五内交萦，愧惭忻感，尤其是您的相赠使我家中老少欣感之私莫可言喻。厚谊隆情何以回报？惟有决心黾勉，扶植下代，仰副知己之期望耳。倘有在远不遗，尺素时惠，即无任感祷之至，肃此略布谢忱并致敬礼。”
由于陈赓、陈养山、安娥等人的关照，杨登瀛自此有了一定的收入，但收入有限，孩子又多，生活依然捉襟见肘。一年冬天，实在冷得不行，杨登瀛向安娥求助冬衣，安娥不仅倾囊相助，还不时寄去日常生活用品，其深情厚谊令杨登瀛一家感动不已。至1963年他们之间还时断时续地有着信件来往，但到了这年的下半年，田汉不幸惨遭迫害，鲍君甫与安娥的通信中断。
1967年，文革的烽火不可避免地烧到了鲍家，杨登瀛被几个自称为“专案组”的人带往北京，从此再没有回家。难能可贵的是，在“专案组”的淫威下，杨登瀛坚决拒绝提供有关陈赓、陈养山的“黑材料”，表现出一个尊重历史、敬畏历史的人应有的可贵品质。
1969年12月19日，杨登瀛因病去世，临死前他再三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1975年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周恩来在弥留之际，将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罗青长约到身边谈话。周恩来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周总理作为秘密战线的最高领导者，临终之际，对罗青长提及杨登瀛，大概也有为秘密工作者在建国后长期遭受不公正压制乃至迫害鸣不平的意思在其中，即所谓：“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你们都要不要忘记他们 ”。
1961年上映一部很经典的谍战片叫《51号兵站》，讲的是1943年苏中地区新四军在上海设立的一个地下兵站，因遭叛徒告密而遭到破坏。
随后新四军派青年干部梁洪到兵站工作，他在地下党的支持下与日伪军斗智斗勇，在敌人眼皮底下将一批用于制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安全运到苏中根据地。影片再现了隐蔽战线上的战士与敌人英勇斗争的英雄事迹。
该影片1960年就完成拍摄，公映前曾送到陈赓处征求意见，陈赓的儿子陈知建看这部影片时觉得很不可思议，他边看边评价说： “日本人占领、白色恐怖又那么厉害的时候，这共产党员又能弄警车，又能化妆成日本宪兵，胡编乱造、 吹牛。”
当然，陈知建这么说并非有什么恶意，我们常常会以自己的认知来评价一件事情，但每个人的认知都是有限的。陈知建当时正在上中学，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自然会对影片中的故事有一些疑问。
在一旁的陈赓听到儿子的评价后生气地把他训斥了一顿：“你懂个屁？当时我们就是那样干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凭什么不信？国民党重要人员身边都有我们的人，后来他们的作战厅长都帮我们送情报，你信不信？”
陈知建仍然说不相信，陈赓笑了笑不再说话，知道这是儿子想套自己的故事。但当时隐蔽战线上的事涉及到国家机密，他不能细谈。事实上《51号兵站》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抗战时期新四军的补给大多是从敌人眼皮底下运回来的，故事也能找到多位原型。
虽然陈赓没有在新四军任职，但他对影片讲述的故事深信不疑，因为他在隐蔽战线工作时比这更加惊险。如果说影片讲述的故事是深入虎穴，那陈赓的故事就是虎口拔牙。
南昌起义时，陈赓担任第20军第3师第6团1营营长，在南下广东的一次作战中他腿部中了三枪，受重伤。后来，陈赓辗转来到上海治疗腿伤，刚能拄拐下地走路便接到中央命令要他担任新成立的中央特科第二科科长。
中央特科是一个新成立的保卫机构，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中央机关重新迁回上海，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形势。
其一，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对中共党员进行血腥捕杀。据《中共革命史讲义》记叙： 从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竟有33700多人惨遭杀害。中共党员人数由大革命时期的6万多人锐减到1万多人，革命力量遭到极大摧残。为了确保中央机关安全，必须提前获取敌人的动向，以便主动采取应对措施。
其二，在“白色恐怖”之下，大量动摇分子叛变投敌。革命本来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淘汰动摇分子长远来看对组织是有益的。但这些叛徒却供出了大量信息，使地下组织接连遭到破坏，他们对组织的伤害甚至比敌人还要大。叛徒们事后还能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享受出卖组织带来的利益。必须要将他们镇压，才能震慑更多打算叛变的人。
在此背景下，中央在上海成了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特科后来发展到4个科，一科为总务科、二科为情报科、三科为行动科、四科为无线电通讯科。其中行动科在上海如雷贯耳，又被称为“红队”“打狗队”，叛徒听到这个名字往往被吓得腿脚发软。
陈赓进入黄埔军校以后一直在带兵打仗，中央为何会派他担任情报科科长呢？
1926年曾被派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是党内为数不多的几个科班人员之一。此外经过前期的革命斗争也证明，陈赓是一个忠诚可靠，勇敢机智的党员。陈赓本人性格开朗，能说会道，具有先天优势。当时中央特科的具体工作由顾顺章负责，陈赓协助他开展工作，顾不在时则由陈赓负责。
陈赓化名王庸，时而装扮成商人，时而装扮成上海的“小开”活动在各个公共场所。为了获取情报，他与警察、特务、租界巡捕交朋友，与 社会 上的三教九流拉关系，混得很熟。一见面，他们就称陈赓“王先生”或“老王”。
陈赓利用这些关系多次使组织转危为安。一次，地下党在法租界一家戏园里开会，由于走漏了风声租界警探突然包围了戏园。陈赓急中生智，找到一个认识的警探表示可以帮他守住一个出口，后来趁机将开会的党员从那里放走。陈赓还利用 社会 关系，营救出了一些抓捕的党员。
虽然前期情报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还远远不够。周恩来和陈赓制定了“拉出来，打进去”的六字方针。所谓“拉出来”，就是策动敌人内部人员提供情报。
一个叫杨登瀛的人进入陈赓视野。杨登瀛也曾是上海滩的风云人物，他八面玲珑，擅长交际，与各方面的人物都有不错的关系，人脉极广。
杨登瀛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日本公司任职，被称为“日本通”，与上海的日本社交圈有紧密联系。此外，杨登瀛还通过广东老乡、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认识了国民党CC系的骨干分子张道藩。在与张道藩的交往过程中，杨登瀛为其除掉了一个政敌，获得了他的信任，被介绍给陈立夫。
后来陈立夫成立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时看中了杨登瀛，要他到上海搞反共侦查。杨登瀛内心非常矛盾，他不仅与国民党打交道，也有中共方面的朋友，他与江苏省委重要领导陈养山关系密切，早年还曾参加过一些进步运动，对中共是同情的。
杨登瀛认为如果不告诉中共很不够朋友。没有中共方面的帮助不仅办不成什么事，而且还有生命危险。如果能帮中共朋友办一点事，能得到他们的消息去应付中统，这样既能在国民党那里发财，又不会有任何危险。
于是杨登瀛找到陈养山告知他情况，并说：“以后我知道的所有情况都能及时提供给你们。”陈养山对杨登瀛有一定了解，认为他是倾向我党的，而且能拉拢他对组织也有很大价值，于是写了一份报告给中央。
中央研究后决定由陈赓单线与杨登瀛联系，陈赓决定先约杨登瀛见面。会面比较顺利，经过一番交谈，陈赓感受到了杨登瀛的真诚。他握着杨登瀛的手说：“登瀛兄，经中央批准同意你做我们的内线，希望你忠实地为我们工作。”
杨登瀛也高兴地说：“谢谢贵党对我的信任。”就这样杨登瀛成了我党发展的首个内线情报员。为了提高杨登瀛的地位，陈赓将一些不重要的报告、宣传品交给他，还编造一些假机关让他带人去破坏。在陈赓的帮助下，杨登瀛获得了信任，于1928年10月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驻上海特派员。
他凭借此身份，很快就与淞沪警备司令部以及英巡捕房政治部的西探长兰普逊建立了联系。此时杨登瀛已经打通了与上海各个方面的联系，将许多重要情报汇报给陈赓。他还为营救被捕同志贡献过很大力量，先后营救过任弼时、关向应等人。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被巡捕房逮捕，还被抄去一箱文件。英国人对汉字不熟，正在为一箱子文件发愁，杨登瀛奉陈赓命令找到巡捕房，表示愿意找专家帮他们鉴别文件，并利用此机会将其中几份重要文件取回。之后他告诉巡捕房，那些文件都是些学术研究资料，没什么价值。英国人由此认为关向应并非重要人物，当年冬天将其释放。
杨登瀛不仅掌握了敌人的动向，而且还能及时发现我方的叛徒。他发现的叛徒包括：出卖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罗亦农的何家兴夫妇、出卖彭湃的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出卖周恩来的黄第洪等。
制裁叛徒也是陈赓最为惊险的工作之一，由于当时中央特科缺乏专业人才，虽然陈赓是情报科科长，但也经常参加制裁行动。其中最为惊险的是制裁叛徒白鑫。
1929年8月24日，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委军委在上海租界一处秘密地点开会。租界工部局和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突然赶来，将彭湃等人逮捕。原本要参会的周恩来因临时有其它任务而请假，躲过一劫。他立即召集中央特科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商量营救彭湃等人。
陈赓安排杨登瀛将营救意图秘密告知彭湃，杨登瀛还打听到租界工部局将在28日把彭湃等人移交给淞沪警备司令部。得知这一重要信息后，周恩来决定武装劫车救人，凡是能打枪的队员全都要参与营救行动。
28日早上，特科人员集中在一处秘密地点，以开照相馆为掩护的范梦菊（以后叛变）骑脚踏车将手枪送到后，大家打开装枪的小皮箱一看大吃一惊，上面还涂着厚厚的黄油。他们只能立即去买煤油回来将黄油擦干净，这一过程花了一两个小时。
随后周恩来亲自率20多人化妆成拍电影的外景组埋伏在敌人囚车必经之地，但他们等了很久也没看到囚车，事实上在他们到前囚车已经开走。营救行动功亏一篑，两天后彭湃等人被敌人杀害。
此次出事非常蹊跷，开会地址由白鑫安排，参会人员都是临时通知，也就是说只有白鑫有泄密嫌疑。而且他虽然也被抓走，但不久后就被释放，最后牺牲的名单中也没有他。陈赓判断很有可能是白鑫叛变向敌人告密，必须要将这个叛徒镇压。
他立即约杨登瀛会面交代任务，经过杨登瀛调查，确实是白鑫告密，不过他此时正躲在霞飞路和合坊43号。这里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上海市公安局督察员范争波的家，戒备森严。此外杨登瀛还探知，白鑫将在11月11日这天乘车前往码头，准备出国躲风头。
陈赓在范公馆附近租了一所房子，安排5个人在那里监视。他还亲自到现场观察地形，研究行动计划。11日下午，陈赓安排7名队员埋伏在弄堂里。晚上10时左右，一辆 汽车 开进弄堂，停在离范公馆50米远的位置。接着范争波兄弟和几个保镖陪着白鑫从门口出来朝 汽车 走去。
这时特科队员突然冲出来朝他们开枪，白鑫见状边朝前跑边开枪还击。不过特科队员早有埋伏，不久就追上白鑫，三枪结束了他罪恶的生命。枪战中范争波兄弟也被击毙。当国民党便衣和巡捕赶来时，特科队员早已无影无踪了。
这件事在上海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外国报纸甚至冠以“东方第一谋杀案”，借以骇人听闻。特科“红队”也成了让人闻风丧胆的一个称号，在一段时间里租界的巡捕再也不敢找地下党员的麻烦，即使他们公开在街头散发传单，巡捕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前文所说“拉出来”借助的是别人的力量，虽然为中央保卫工作做出过很大贡献，但那毕竟不是自己人，在使用上仍有许多不便。要更大范围地获取敌人的高级情报，只能派我们自己的人潜伏进去，这也是中央特科另一条方针——“打进去”。
早期打入敌人内部的著名人物有被称为“龙潭三杰”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钱壮飞原先在北平开展地下工作，由于组织遭到破坏后南下到上海。
1928年9月，国民党在上海举办了一个无线电训练班。在陈赓的安排下，钱壮飞考入该班，后来被分配到无线电管理处上海营业处。这原本是个商业机构，组织最初的打算是利用国民党的机构培训我们的自己的无线电技术人员。
后来，陈立夫兄弟在国民党内如日中天，他安排表哥徐恩曾担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处处长。钱壮飞与徐恩曾是湖州老乡，而且他才华出众、聪敏机灵、工作勤恳、为人练达，很快就得到了徐恩曾的赏识。
徐恩曾调任了好几个地方都把钱壮飞带在身边，要其担任秘书。1929年冬，徐恩曾担任党部调查科主任兼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他让钱壮飞帮忙扩大特务机构，并在南京设立指挥机关。钱壮飞借此机会将李克农、胡底等人安排进无线电管理局工作。
徐恩曾是个纨绔子弟，平时纵情酒色，每天只是到办公室露个面就走。一切事物都交由钱壮飞处理，所有文件都先由钱壮飞提出拟办意见再交他签字，这就相当于国民党特务机构最核心的部门全都掌握在我们手中。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的前三次“围剿”的行动计划和兵力部署等情报都被钱壮飞送到中央。
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由于违反工作纪律在汉口被敌人捕，不久后他便叛变表示自己知道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及领导的住址，还掌握全国地下党员名单，愿意协助国民党将他们一网打尽。
汉口方面为了抢功急忙给特务头子陈立夫、徐恩曾发去电报，报告了顾顺章被捕后叛变的情况。钱壮飞译出这条电文后大惊失色，假如顾顺章被押往上海，那驻上海的中央机关势必遭受灭顶之灾。
钱壮飞立即给李克农发了一封电报：“母病危，速转院。”保险起见，他又派自己的女婿赶往上海找李克农。他自己则打算通知潜伏在敌营的地下党员后才撤离。李克农得知这一消息后，犹如五雷轰顶，立即找到陈赓汇报。
周恩来知道情况后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采取了紧急措施，连夜通知驻上海的中央机关全部转移，上海一大批重要领导安全撤离。顾顺章带着敌人赶到上海后，立即进行了全城大搜捕。不过各处秘密机构早已人去楼口，一些地方烧毁的文件还在冒着青烟。陈立夫只能哀叹道：“活捉周恩来，只差五分钟……”
由于陈赓与顾顺章很熟，他无法继续留在上海工作，此时离开了中央特科。此后中央机关陆续迁入中央苏区，并成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该机构延续了中央特科的职能。加上后来上海的中央特科不断遭到敌人破坏，最终于1935年9月结束了它的 历史 使命。
中央特科的 历史 使命虽然结束，但隐蔽工作还在继续，比如：粤军将领莫雄内心也倾向我党，他搞到了国军第五次“围剿”的详细计划，为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决策提供了巨大贡献。地下党员熊向晖一直潜伏在胡宗南身边，搞到了他进攻延安的计划，保障了中央驻地的安全。他与申健、陈忠经被称为“龙潭后三杰”。
在隐蔽战线上，这样的英雄人物数不胜数。但由于保密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名字和英雄事迹并不为外人所知。这些无名英雄们，始终抱有坚定信仰，忍辱负重，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陈知建起初不相信谍战片中的剧情，后来他到重庆工作担任警备区副司令，他管理的干休所里有一个叫郭汝瑰的老人。他曾潜伏敌营担任国民党作战厅的厅长，他提供的情报为孟良崮战役、徐州战役、渡江战役等重大战役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
陈知建了解到他的经历后，才知道父亲陈赓说的那个为我们提供情报的厅长就是郭汝瑰。陈知建后来接受采访时说：“这次是真的信了……回想小时候挨我父亲的那顿训，现在还是感到刻骨铭心、意味深长。”
漫画不能够直接作为学科系。可以学习电脑系（用于绘画或FLASH制作）或是绘画系（即艺术系，这个不解释），综合后画出的东西不就是漫画了吗？再说想画漫画不一定要专程去修什么系。利用专用软体自己摸索也可以画出不错的漫画。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家教吧，那里很多人都是自学，然后画出了很多令人称赞的漫画的！
大学有漫画系的吗？有什么大学有？中国的大学貌似没有什么漫画专业……但不少从美术院校毕业的漫画家都是国画系的，动漫系的或插画系的哈~~~
学漫画并不一定要上什么美术学院，自学成才的人也蛮多的哈~~~~
实在不行找个绘画老师教吧啊~~
- -然而并没有...即使是旁边东瀛也好像只有专门学校类的。嗯或许因为漫画没有什么可以教的（基本只要会画画就能画不是？只是风格能力故事差异而已）。而里面的一些（所谓漫画的）技法其实大多只是别的画种的技法应用上去而已（像是背景画法是建筑学的透视理论，记得鸟山老师也是画广告海报和机械设计图起手的不是...）。若日后要入坑感觉读读动漫系也不错，以上。
哪个大学有漫画系？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 动画系很好 其实和北影差不多 分数线.....如果你专业够好的话420就差不多了.....也有按文化排名的 到480以上比较有胜算.... 这个比较靠谱...一类的 还有这些学院的动画也都还不错 吉林艺术学院，浙江传媒学院，武汉理工学院 下面是动漫系的，可作参考 山东大学 暨南大学执掌艺术学院 浙江中国美院在设计艺术学院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 广州大学 宁波大学科技学院 西北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工业设计 …… 这些大学都有相同或相关专业，但是不是全部是本科生，有的是高职专科，而且不是在每个省份都有招生指标，有你喜欢的学校可以打电话到该校招办咨询。高考的话是跟考美术一样的，素描、速写、色彩，上大学之后继续画一段时间这些再开动画相关课程的，考设计加试设计专业，就是说高考时是不会让你画漫画的，美术专业加试一般在每年的1月下旬到2月中下旬左右 退学重考风险很大，而且真的考上了满意的学校专业设定未必是你心中所想啊，所以我劝你要是真的喜欢的话可以在现在的大学边学习边自修，将来大四的时候在考研，各个领域的知识都学点视野也可以更宽阔些. 大连东软应届毕业生的起薪太低了吧？ 我今年大四，人在南京，东软做了“菁英计划”来招聘，今年下半年提供价值8千元培训，明年上半年到大连做毕业设计，07年7月份开始上班。东软的培训我感觉还是不错，也说工作两年且但是到了大连给的起薪才2000－2400，太少了吧？我是重点高校拔尖生，专长在硬体，随便找其他公司也不会低于3000块吧？而且软体有吃青春饭之说？ 吉林动画学院 你要学的是吉林艺术学院动画学院吧 我是这里的学生 如果你过了本省的文化课成绩 然后看这个学校在你们那里招多少人 从文化课从高往低开始录取 录满为止 你的情况恐怕不乐观 如果你学动画那个专业可以考虑还是不来 但是其他的专业还是算了吧 这个学校动画强 设计广告什么的特别垃圾 强力推荐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 1960年建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1983年成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 上海唯一的一所多学科综合性高等美术学府 2000年迁入上海大学新校区内独立的美院大楼 设有美术设计、中国画、油画、雕塑、美术史论、建筑六大系 招收全日制硕士学位研究生及本科生。并分别招收世界各国及港澳台地区的留学生 正副教授45人 现有各类学生1800余人 上海美术教育、美术设计、美术创作的中心。学院现有教职人员168人，其中专任教师119人，正副教授53人，讲师 39人，助教 10人，教师队伍中有相当部分是国内和本学科中的学术领军人物或知名学者，其中有：邱瑞敏、汪大伟、张培础、杨剑平、王劼音、凌启宁、金纪发、章德明、姜建忠、潘耀昌、徐建融、陈平、王孟奇、戴明德、郭力、黄阿忠、武云霞等，为美院跻身一流教学奠定了基础。教师中具有博士、硕士以上学位的已占教师总数的58 .9%。4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占教师总数的65.8%，同时还聘请了一批国内外知名艺术家、设计家 * 任教。学院目前已形成了以本科教学为基础和主体、研究生教育为重点、辅以高等职业教育、成人高等教育、附中预备等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和多层次的办学格局。学院现拥有学生2248人，其中本科生1176人，硕士研究生107人、留学生5人、成人教育560人、中专部400人。（ 1 ）培养目标 数字动画方向是为全国各电视台、电影制片厂、游戏娱乐研发机构、动画公司、网路公司、建筑视觉化设计等行业培养能够生产制作：数字动画电影、电影特技特效、数字动画系列片、游戏三维美术研发等方面的数字视觉设计的高阶专门人才。数字动画也称计算机动画，是全新的动画领域，是美术学、设计艺术学和影视艺术学以及计算机图形影象技术的高度结合。本专业要求具有扎实的美术功底、丰富的艺术理论知识以及熟练掌握电影语言的内在规律；同时深入掌握计算机动画制作工具和制作技术。使本专业毕业生成为能够全面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并拥有独特创造力的计算机动画艺术设计专门人才。（ 2 ）毕业生应获得的知识和能力 本专业方向重点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与实际应用能力。① 掌握动画专业（数字动画方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② 掌握三维动画的造型设计规律及具备造型设计能力； ③ 掌握数字动画的场面设计规律和方法； ④ 掌握数字动画动作设计规律和方法； ⑤ 掌握相应的计算机动画制作技术； ⑥熟悉数字动画片制作流程； ⑦ 掌握一门外国语； （ 3 ） 入学考试及录取原则：同动画专业（动画导演方向）。（ 4 ）常见问题及解答 ① 什么样的考生适合报考本专业？ 报考本方向的考生应具有较强的 较高的艺术素养和敏锐的艺术鉴赏能力，学生应当具有很强的美术基本功，另外要对计算机有强烈及浓厚的兴趣： 首先，作为一名计算机动画艺术设计工作者，你应当有非常强的美术造型能力，善于将人、景、物用绘画的方法进行表述。拥有很高的色彩涵养，善于运用颜色来表述画面主题，善于组织画面中的色彩气氛。其次，计算机动画艺术设计者应当有严谨的思维能力，良好的外语基础以及最好有一定的数学基础。因为数字动画是艺术与科学的完美结合，如果想要在这个行业内获得成功，外语和数学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你还要掌握一定的构图技巧，因为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要大量的用分镜头草图来完成动画片创作的前期设定工作。如果你具备上述条件或愿意为此而努力，且对数字动画方向有着极大的热忱，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专业（数字动画方向）欢迎你的报考。② 如何准备专业笔试？ 由于专业考试包含的考试科目众多，尤其是命题创作考试，不少考生感觉无从准备。解决方法：动画专业考试主要测试考生的绘画基本功以及思维能力和知识积累，需要进行专门的准备，和严格的美术基本功训练。如果需要进一步了解专业课考试具体要求请登陆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网站，:cuc.edu./animation/ 。追问： 请问如果大学分数如果考640以上，去日本还有问题？ 回答： 呃，因为我没有找其他国家的大学，但应该是可以的。但我建议楼主您的英语要好一点，或者有语言学习能力较强，因为学习日文进修也是要花时间的。
求漫画看注意是漫画不是动画？xxxholic~~已完结。clamp作品~~画风很好。女主是女王型的~~
麻烦大神推荐些漫画……注意，是漫画……摇曳百合 恋爱研究所 未确认进行式 月刊一个作者的王样老师 银魂 元气囝仔
有什么漫画好看（请注意是漫画不是动漫）MXO
谁有东京喰种漫画 注意是漫画漫画是要看的还是要买？！看的话漫画岛就可以看
农历新年习俗漫画(注意：不是漫画书的漫画，是画画的漫画）额....我和你一样也要画...
你可以画两只兔子放鞭炮、贴春联、吃年夜饭..
邮箱呢？
鲍君甫，别名杨登瀛（1901—1969），广东省香山县前山（今属珠海市）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在大革命时期他是国民党左派，与中共人士关系密切，做出过突出贡献。
多年的留日生涯，使杨登瀛不仅精通日语，而且对日本政界、经济、文化乃至民间风俗诸方面均了如指掌，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日本通。就如他当时使用的“杨登瀛”这个化名与日本的旧称“东瀛”似乎有某种关系。
1919年，杨登瀛回到风潮初动的上海，在一家日商洋行担任高级职员，同时以嫺熟的日文为日本的一些通讯杜撰稿。
1924年，他加入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在“五卅”的风暴中，杨结识了青帮中人、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因同乡、同党关系而成为莫逆。后来杨剑虹去广东投靠陈立夫，成了陈的亲信助手，杨登瀛也就此与陈立夫等相识。
1926年的一天，他的一位朋友登门拜访，说有一个人久慕你的大名和才华，希望跟你学习日语，杨慨然允诺。这位“学生”就是共产党员陈养山。此后两人经常在一起杯酒论时局，吟诗抒抱负，而逐渐成为情投意合的密友。
1928年3、4月间，蒋介石指示在上海组建特务机关，经国民党中组部调查科总干事杨剑虹的介绍，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陈立夫，“中统”由此开始），邀聘杨登瀛参加。此人在大革命时期同一些共产党员交往并受革命思想影响，受命赴沪担负特务工作后，一方面想在国民党内继续做官，一方面又感到不能对不起中共方面的朋友。周恩来通过与杨认识的陈养山得知这一情况后，毅然决定将此人发展为反谍报关系。
加入“中统”后，杨登瀛专门从事对付共产党与其他反蒋势力。1928年7、8月间，杨剑虹因涉及贪污桉自杀。蒋介石正式委任杨登瀛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成为国民党驻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投靠蒋介石，而是利用这一机会，通过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人员陈养山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在周恩来的同意和安排下，陈赓与杨登瀛建立了关系，他是中共最早打入国民党特务系统的高层重要线人。
从1928年5月起至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桉发，杨登瀛一直同陈赓、刘鼎接头，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得到的一些叛徒告密材料未送京便被截下来交给中共特科。而且经过杨登瀛的努力，中共许多人员陆续被安插在中统机关，如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打入中统内部，并成为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杨登瀛起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由此掌握了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的所有重要机密。周恩来曾经称此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928年4月，他参与营救中共著名领袖罗亦农未果，但查出了出卖罗亦农的叛徒是何家兴、郝稚华夫妇（罗亦农的秘书），通知中央特科“红队”将其处死在其住所内。
1928年秋，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将一封密件交租界捕房去破获中共地下机关。捕房请杨登瀛去看密件，杨登瀛获知告密信是一个名叫戴冰石的人所写。杨虽然不得不跟捕房将中共机关的7个人全部抓走，但立刻通知陈赓，叛徒随即被中共特科的人员除掉。
1929年8月24日，上海军警据密告，破坏了新闸路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正在开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军委秘书白鑫等被捕。军委书记周恩来因临时有要事未能赶到，幸免于难。杨登瀛虽于桉发前两小时获悉此行动，但已来不及向中共传递出情况。
杨登瀛暗中通知彭湃，中共准备在引渡途中劫车救人。由于囚车突然提前两小时出发，计划功败垂成。8月30日彭、杨等四烈士在龙华英勇就义。白鑫在场作记录，被捕后释放。
杨登瀛迅速查出杨殷等人被捕一桉是因白鑫告密出卖，中共中央特科决定制裁白鑫，但却不知道白在何处。当时有上海报纸刊出新闻称，国民政府蒋主席鉴于白鑫系黄埔学生，误入歧途，准予保释。白鑫已于日前赴南京，戴罪立功，以报效党国。其实这只是烟幕弹，事实上白鑫仍在上海，也未去过南京。在杨登瀛的配合下，中共特科终于探明白鑫暂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蒲石路（今长乐路）间的和合坊43号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范争波的家中。杨登瀛受共产党请托，几次到和合坊范宅和白鑫打麻将聊天，终于弄清白鑫将被秘密送去意大利。白鑫与范、杨商定，于11月11日晚11时从范家出发赴码头。杨将此准确情报报知中共特科。11月11日晚，陈赓率人在范宅周围埋伏。当晚，杨还特地到范家为白鑫送行，弄准最后的出发时间。当夜23点，白一行准时出范宅向弄堂口走去，枪声震响，白鑫、范争洛（范争波弟）及保镖两人当即毙命，范争波重伤送医院。
1929年初夏，有帮派人士找到杨登瀛，扬言有共产党文件出卖。杨查问之后，得知是中共的一个组织领导人陈慰年缺钱，愿意出售党内机密文件。杨给了陈两根金条，买下文件。此后陈慰年很快被处决。
1930年初，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共产党员黄弟洪从苏联学习归来。在安排黄去中央苏区途中，黄写密信给蒋介石表示“愿意归顺校长”，并告发中共的机密。蒋接信后即批给徐恩曾，派人接黄到南京。杨登瀛得知消息后立即通知中共特科，及时除掉了这一隐患。
1930年秋，中共政治局委员任弼时被捕，杨登瀛找捕房的兰普逊疏通得以释放。1931年，中共政治局委员关向应被捕，并被巡捕搜去一箱绝密文件。巡捕不识中文，杨登瀛乘机请共产党员刘鼎假扮“中共文件专家”到捕房鉴定文件。几个月后由律师出面将关向应保出捕房。
1931年顾顺章在汉口的被捕叛变，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共特科在上海的格局，也最后导致杨登瀛的“白皮红心”特工生涯上画下了句号。
杨登瀛闻讯顾顺章叛变之后仍旧镇静自若，相信上司张道藩可以帮他渡过难关。不久杨登瀛与陈赓先后被逮捕关押于南京宪兵司令部。杨登瀛在狱中仍旧通过关系，对陈赓予以照顾。陈赓极为感动，对杨登瀛说：“今后共产党要得天下的，到那时我们决不会忘记你”。此后杨登瀛在狱中始终缄口不言。
1932年“一‧二八”事件以后，位居国民党要位的张道藩暗中活动，终于将杨登瀛释放出狱。这时周恩来、陈赓等共产党等人已相继离开上海，或赴天津，或到苏区。
1934年国民党再度启用杨登瀛，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长，此时的杨登瀛已经完全脱离特工系统，与共产党方面也失去了联系，生活归于平澹。
1949年，南京解放时，杨登瀛在南京街头靠襬小摊为生。解放后展开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由于杨登瀛担任过国民党政府感化院和反省院的院长，而被南京市公安局逮捕，并很快移送法院。经法院有关领导审批，准备处以重刑。这时杨登瀛提出他在当年曾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做过工作，要求陈赓同志作证。根据陈赓的证词，杨登瀛终于保全性命，但仍旧被判管制。此后杨登瀛住在南京，生活无着。
1952年11月，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得知杨登瀛的情况后，写信给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说明“鲍君甫（即杨登瀛）在大革命后对我党的保卫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而且救出了许多我党负责同志……”。信中说：“我与陈赓同志商量给鲍作些救济，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
1956年3月，由南京军区专程派人送杨登瀛去北京，杨登瀛在北京会见了早年曾受其保护的共产党人陈赓和陈养山以及李克农、安娥（当年地下工作者，曾任杨的秘书）等人。
陈赓详细询问了杨登瀛的生活情况，并委托有关方面安排其生活，在北京协和医院为其装设了假牙，赠送了呢料制服、皮鞋等物，然后杨登瀛在专人的陪同下在北京逗留了3个星期。以后陈赓只要到南京都到杨登瀛家看望，对其生活给予关心。
1969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残酷迫害的杨登瀛在南京病故，时年68岁——他的撒手尘寰或许终于使他得免去精神与肉体上的苦痛，然而却仍旧无法抹去布在他人生旅途上的种种疑团。
直至20世纪90年代，上海某些不谙就里的媒体还在说鲍君甫是个国民党的“侦探”，当年充当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要员；直至在1993年5月，鲍君甫的真实面目逐渐清晰：这名曾经的国民党中统驻上海的特派员，居然是中共中央特科的高级特工人员，而且当年对于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和许多领导人物的生死存亡作出过具有特殊意义而且旁人无法替代的贡献。
如没有他的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恐怕有很大一部分需要重新改写。
1.水平合作营销
水平合作营销指的是企业在某一特定营销活动内容上的平行合作，如两个企业在开发某一新产品上通力合作，或者在对产品的广告和促销上进行合作，或者互相为对方产品提供销售渠道等。水平合作最有可能在同行业的企业中展开。
2.垂直合作营销
垂直合作营销是企业在不同的（管理制度图书 客户服务VCD 生产管理VCD）营销活动内容上的合作。企业分别承担某一营销活动，最终组成合作优势。如丹麦的诺沃公司是生产胰岛素和酶的小企业，具有一定的生产技术优势，但是本身的销售能力却很差。为此，诺沃公司与美国的施贵宝公司合作，由施贵宝公司专门负责北美市场的销售活动，取长补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3.交叉合作营销
垂直合作主要是在同一行业的企业之间进行，交叉合作却是两个企业的综合，主要在不同行业的企业之间进行。随着企业多角化战略的不断应用，这种交叉合作已越来越为企业所喜好。交叉合作又被称为全方位合作或全面合作，它在国际营销中的重要性将受到更高重视。1.不同行业企业的联合营销
这是联合促销最常见的形式，不同行业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而且还可以优势互补。海尔集团下属的海尔家居集成有限公司与房产商大连万达集团结成战略联盟关系，共同推介“万达—海尔”联合品牌，在大连万达开发的住宅房地产项目上，由海尔家居提供菜单式装饰、装修集成和室内电器等配套设施，并统一冠名“万达—海尔”房，提高了住宅的品味和知名度，这种住宅比普通的全装修房更容易被白领人士接受。这种不同行业品牌的联合促销能产生名牌叠加效应，达到双赢目的。
2.同一企业不同品牌的联合营销
芭比娃娃的联合促销活动总是与时俱进，紧跟社会热点，如麦当劳芭比娃娃、哈利?波特芭比娃娃、Burberry芭比娃娃、PS2芭比娃娃。很多时尚品牌在进行品牌推广时最先想到的都是与芭比娃娃联手推出新产品，这也让美泰公司节约了大量的开发新产品的费用。正因为如此，现在收集芭比娃娃的嗜好仅次于集邮之后排名第二，收藏者从小女孩到四、五十岁的白领。芭比娃娃在全世界超过150个国家销售，全世界每秒就有3个芭比娃娃被买走，平均每个美国女孩拥有9个芭比娃娃，创造了商业奇迹。而穿上时尚新品、遍布世界各地的芭比娃娃则成为各品牌最好的模特。
3.制造商与经销商之间的联合营销
2003年5月，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国美电器商场，翠微商厦联合举办的“世界有我更精彩”大型促销活动。活动内容包括：长虹集团公司倪润峰总裁、王凤朝执行总裁，以及营销管理本部的主要领导杨剑、罗庆海等人的现场签名售机，买精显王背头彩电送精品DVD、DAV620数字家庭影院，以及现场专家讲解等。这种方式利用了产、销合作各方固有的高度一致的利益关系，在促销这一环节上很容易达成共识，进而联合采取行动。
4.同行企业之间的联合营销
俗话说“同行是冤家”，但同行之间并不是没有合作的余地。由一家企业单独举办产品看样订货会，很难吸引较多客商；而多家同行企业联合起来，共同展示各自的产品，才能吸引较多客商前来看样订货。同行企业也需要互相利用，借重对方，达到双赢目的。在目前同行企业众多的情况下，这也是一条提高本企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先来看合作营销的优点具体体现在哪里：
1.巩固已有的市场地位，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
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当年就通过与日本和韩国的企业合作来提高市场占有率。三大汽车公司分别以定牌生产的方式，购进日本和韩国的小轿车在美国市场销售，以满足一部分消费者的需求。而英特尔与微软之间构建的“Win－tel”联盟，给竞争者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从而保证了双方的竞争优势。
2.进入新市场
企业要想进入到一个国际新市场，不仅需要巨额的投资，还要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企业通过与当地企业的合作可以开辟出一条进入新市场的捷径，而多家企业联手开拓新市场也可以规避很多风险。法国酸奶制造商Danone和加拿大冷冻食品公司McCain公司合作进军南非的酸奶市场，成功的挑战了Irvin和Johnson这样的当地大品牌。
3.有助于多元化战略的展开
略要求企业有意识的向新的领域进军。但是，新的领域对企业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地带，要承担很大的市场风险，通过合作营销就能减少这样的市场风险。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现代与三菱和克莱斯勒，大宇与通用汽车等分别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合作营销，使韩国在短短十多年间，一跃成为世界的主要汽车生产和出口国之一。
4.减少无益的竞争
同一行业的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往往会产生负效应，从而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行合作营销能避免这种情况的产生，合作营销的趋势在航空运输业中最为明显。据美国《航空指南》杂志报道，至2001年底，以寰宇一家（OneWorld）和星空联盟（Star Alliance）为代表的航空公司联盟已经覆盖了全球超过40%的空中客运市场，不超过10年，航空公司联盟对市场的占有率将达到75%。美国航空协会的一份报告表明，因加入“星空联盟”，美联航1998年的营业收入增加了两亿多美元，约相当于该公司当年营业额的1.5%，同时还省下了2000万美元开支。2002年，所有OneWorld成员预计能从代码共享、机场设施共享、航线合作中节省高达10亿美元的开支。
除了优点,合作营销的弊处也不容忽视，这些缺点主要包括：
1.联合各方所承担的费用难以商定，利益冲突较难摆平，相互关系较难处理。
2.营销活动的时间、地点、内容和方式较难统一，各方都希望选取对自己最有利的活动时间、地点、内容和方式。
3.营销活动开始后，各方为了把顾客吸引到自己周围，或提高自己产品的销量，有可能互相拆台，使合作伙伴成为竞争对手。
4.在联合营销活动中，要突出本企业或本企业产品的特色，有一定困难。1.合作方应互利互惠
互利互惠是联合营销最基本的原则，只有合作各方都能得到好处，联合营销才能顺利进行。1998年10月至11月，桂格麦片公司为其营养麦片在上海联华超市推出超值装(卖600克附送150克)，消费者还可以得到联华超市5元面值的折价券1张。这一营销活动不但促销了桂格麦片，也促销了华联超市的其他商品，双方都能得到好处，自然会协力同心。
2.合作各方的目标市场要相同或相近
联合各方要有基本一致的目标消费群体，才容易收到理想效果:美宝莲”润唇膏的折价券，是夹在“博士伦”隐形眼镜向其会员寄发的通讯册中发送的。这种联合营销之所以可行，是因为这两种产品有共同的目标消费群体，都是年轻女性.嘉龙”牌食用油和“家乐”牌调味粉联合营销的内容是：顾客买一壶油和一组调味粉，就可以减价3.5元。这两种产品的目标消费者一致，销售渠道一致，甚至可以放在一个货架上推广，因此效果较好
3.联合各方优势互补
2000年，可口可乐与北京大家宝薯片共同举办了“绝妙搭配好滋味”促销活动。生产大家宝薯片的北京兴运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焦可小姐认为，可口可乐是微甜的软饮料，大家宝是微咸的休闲食品，这种搭配可以在口感上相互调剂，甜咸适宜，这就是双方合作的基础。也就是说，产品间、企业间的优势互补，也是联合促销的一个基本原则。
4.联合各方的形象要一致
选择联合对象还要考虑对方市场形象的问题。企业树立自己的市场形象并不容易，一旦选择合作伙伴不当，有可能损害甚至破坏自己的市场形象，得不偿失。有的企业定位于高档商品市场，有的企业定位于低档商品市场，这样的联合就有可能损害自己的形象。特别是与一个品牌形象不佳的企业合作营销，还有可能破坏自己的企业形象和品牌形象。
5.强强联手的原则
合作营销最好是知名企业、知名品牌之间的强强联合。如果是强弱联合或弱弱联合，这种联合有可能起反作用。1998年，柯达胶卷与可口可乐推出了“巨星联手、精彩连环送”的促销活动：消费者购买6罐装的可口可乐，可获赠1张“柯达免费冲卷，免费享受冲1卷胶卷的优惠”；反过来，消费者“在柯达快速彩色连锁店冲印整卷胶卷，即可送可口可乐一罐”。这一活动双方都是名牌企业、名牌产品，当然对消费者有很大吸引力。1.签订完善的联合营销协议书或合同书，是联合促销成功最基本的前提。
2.联合营销成败的关键是选准合作对象。如果有一方的产品不能被消费者接受，就会影响其他各方产品的销售；只要有一方企业形象或品牌形象不佳，就会影响其他各方的企业形象或品牌形象；营销中如果有一方损人利己，就会破坏合作效果。
3.联合营销比较适合销售价位较低的商品。像可口可乐与大家宝薯片的“绝妙搭配好滋味”促销活动，风靡了2000年整个夏季。对于商品房、轿车等高档商品，人们的购买行为极其谨慎，简单的捆绑销售效果一般不理想。例如在“国贸2000年北京秋季房地产展示交易会”上，一汽——大众捷达推出了“给新家安个车轮一一‘车+房’分期消费新生活活动”，结果是看的多，买的少，并没有真正推动轿车和商品房的销售。
4.联合营销中很难做到利害关系完全均等，能否调节好各方合作关系，也是决定成败的一个关键。我们以对一个联合营销典型案例的介绍来结束本章内容，这就是美国马克威尔牌咖啡与日本面包公司的联合营销：60年代中期，美国的马克威尔牌咖啡在日本先后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样品派送，共送出咖啡样品1800万份，派送办法是把咖啡样品封在一斤装的面包包装内。
第一次派送时间是1965年3月～5月。马克威尔牌咖啡的生产厂家与日本第一屋制面包公司合作，把咖啡样品夹在1斤装的面包包装内，送出了200万份样品，范围遍及日本全国。结果面包销量和咖啡销量都有惊人的增长，使得日本其他面包公司纷纷要求参加派送。
第二次派送时间是1965年10月～1966年1月，共4个月。马克威尔牌咖啡的生产厂商与日本7个地区的7家面包公司合作，其中6家面包公司是：东京第一屋制面包公司、大阪的神户屋制面包公司、名古屋的敷岛屋制面包公司、福岗的粮友屋制面包公司、仙台的虎屋制面包公司、札幌的罗巴面包公司，7个地区共送出样品600万份。
第三次派送是在1966年秋季。除第二次派送样品的7家面包公司外，新增加了静岗地区的惠比寿制面包公司、新泻地区的郁金香食品公司、福井地区的富士面包工业公司。10个地区的10家面包公司共送出样品1000万份。
这一系列合作营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具体表现在：
1.马克威尔牌咖啡销量猛烈上升，过去不卖咖啡的面包店都开始代销该产品，并把这种咖啡陈列在主要的、正面的货架上。
2.面包店因销售附带了咖啡样品的面包，生意特别好。
3.面包工厂的业务量因此增加了35%，派送结束后，这种业务量仍持续了较久。
4.消费者品尝样品后，才知道马克威尔牌咖啡是最好的，从此改变了消费习惯，认牌购买马克威尔牌咖啡。
这次合作营销之所以获得成功，主要原因是：
1.咖啡和面包有共同的目标消费者。一般来说，以面包为主食的人，绝大多数有喝咖啡的习惯，所以选择面包作派送咖啡样品的载体，非常合适。
2.合作双方互惠互利。附送咖啡增加了面包销量，选择面包派送能准确瞄准咖啡的目标消费者，双方有共同利益，当然一拍即合，同心协力。
3.这一联合营销降低了各方的费用，收到了更好的效果。
4.面包和咖啡搭配得当，符合人们的饮食习惯，从而能吸引更多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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