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2024年11月24日 22:39
格斯·范·桑特执导影片《心灵捕手》剧照。文图无关
《我的二本学生》自2020年9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来，4个月内连续加印8次，先后入围：2020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深圳读书月2020年度十大好书、《亚洲周刊》2020年度十大好书（非小说）、2020新浪年度推荐好书、豆瓣2020年度读书榜单、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度20大好书、2020年度“影响教师的100本书”TOP10图书等榜单。
2020年，青年一代的焦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相比于985中自嘲为“小镇做题家”的高材生、在“绩点为王”规则中的清北精英，“二本学生”在各类社会范围内的讨论中常常沦为“沉默的大多数”。《我的二本学生》则将目光投向了他们，作者黄灯用她曾教过的二本学生们鲜活的经历，诉说这批年轻人在时代变迁下的困惑与失落，焦虑与希冀，思索时代环境与青年发展之间的关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经历，折射出中国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生存境况。
李敬泽与黄灯1月17曾在当当网做过直播分享，他们将从各自的人生经验出发，谈了《我的二本学生》中有关学校教育和自我完善的话题。我们昨天分享了对谈整理稿的上半部分（点击查看在人生的课堂上，谁不曾是个“二本学生”？），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下半部分——
沟通合作能力，比考取的各种证件更重要
李敬泽：在《我的二本学生》中，几乎所有这些孩子，他们要走到社会上去就会发现，其实要面对的都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不用大词，实际上就是一个人际关系问题。你会发现，到了公司整天要陪酒局，真烦；或者是办公室政治，真复杂。这是实情，毕竟我们也都是这么走过来的。现在，在单位里我也总能接触到一些年轻人，年轻人认为人际关系很油腻，这个有没有道理？确实有道理，但话又讲回来，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能还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
有时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就是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总有一个如何与世界乃至于与自我恰当相处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教育里缺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与世界、与自我的恰当相处的这个分界。所以我自己尽管是搞文学的，但我不喜欢文学带给我们的某种东西：就我自己好、就我自己是对的，天下皆醉我独醒。这甚至都不是优越感，而变成自欺。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偏执，越来越失去跟别人沟通的能力，怨天怨地。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其实我们都有过这个经历。我曾经做过很多年的编辑，我是极不爱和人打交道的，八百个看不上别人。但同时真正面对的时候，自己对这个东西是畏惧的，觉得我和别人相处的时候，自己就是望而生畏的，然后就退缩了。这时候我如果还是一个文学青年，那更有的说了：这个世界是多么庸俗、人是多么庸俗，等等。我现在在单位也管一摊事，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与人的合作、沟通、自我表达和与人的相互表达，其实是挺大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学教不教这个。我特别理解，他心里越害怕，表现出来的时候，别人会觉得他很拧巴。这种时候如果调不过来，那就越来越拧巴。所以有时候我想，因为中学大家都在高考，每个人都是原子化的存在，你只有靠自己拼命地去学习。真是到了大学，我觉得尤其需要补这门课，与人沟通的课。
黄灯：我也是大学毕业以后在工厂待了四年，又重新读书读了六年，然后再去高校任教。所以常常也会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思考，怎么样培养学生。这也是我对现在高等教育不满意的地方。我们现在就是按照教学大纲和培养方案，所谓的培养方案又表现在课程上分几个条块，诸如核心课、专业课、实践课等各种各样的想当然的体系，来生硬地培养一个学生，而忽视掉了年轻人成长中需要自然习得的东西。
李敬泽：现在让学生考一堆证，以我的看法，对于用人单位来讲，根本不在于他来竞聘的时候是不是带着那一堆证，要的还是这个孩子的沟通能力、合作能力、情商。他有这些比他带那些证重要多了。那些死知识是很容易学的。
黄灯：我对我的学生说，你们要考虑一个单位把你要过去以后，你能做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会做一些别的老师不会做的事情。比如一个学生给我写邮件，既没有称呼，正文又没有一个字，就把附件发给我，我一定会批评他们。我说你到了单位，这样给领导写邮件，就完蛋了。有时候决定你职业生涯的，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好多孩子不是不懂礼貌，他就是不懂这些日常常识，缺乏跟现实相处的能力。我们怎么样融入社会，对很多孩子来说，就是要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可能他的毛病不在专业，也不在文凭，而在于他本身为人处事的基本能力。很多事情，也不要想得太复杂了，我在教学过程中也讲过几个核心要素：首先，你得是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不是别人说什么你就跟着跑的人。第二，你是有沟通能力的人。学生毕业以后要跟人打交道，有时候要通过文字跟别人沟通，有时候要通过电话，甚至面对面的交流。这就非常考验表达能力，我观察到这些能力突出的孩子，往往在很偶然的机会，会脱颖而出。所以我为什么会搞那些导师制，为什么会搞课堂上的专题讨论，无非就是创造一切条件，让孩子们站在台上可以自然而然说话。有一些孩子，在与人交流的场合从来不介绍自己是谁、来自哪里，我说你们跟他人打交道的第一点，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你的名字告诉对方，让大家记住你的名字，你的沟通可能才是有效的。
李敬泽：其实说实在的，我们不要用文学的调子来讨论问题，老是说天下都是庸俗的。不是那么回事的。一个单位里，一个孩子是不是招人喜欢，绝对不是他多么会吹牛拍马，主要看他的脑瓜清楚不清楚，他的表达能力强不强，甚至是一个孩子站在这敞亮不敞亮。有的孩子站在这是敞亮舒服的，有的孩子往这一坐，你会觉得这人怎么这么拧巴，他带着一肚皮的拧巴，还要表露出来。实际上这些都是我们的教育应该关注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讲，尽管时代对于每个人的命运有巨大的塑造，但是话讲回来，也还是每个人自身的修炼。
黄灯：我站在老师的角度发现，那些在社会上融入比较好的，往往就是老师会特别放心的那群孩子。说通俗一点就是，懂事早的孩子。但是我有时候会想，一个人懂事早和懂事迟，其实就是来自于他的认知能力。但这个认知来自于什么？它也是受很多环境制约的，这可能是我们教育工作者要做的事情。比如农村来的孩子，我也观察过，尤其家庭不好的孩子，他在没有敞开以前是有点自卑的。他不敢跟人大大方方地说话，这时候特别需要有一个老师或者有一个在他的眼中他比较看重的人，去跟他特别坦诚地交流，把他自己真实的一面表达出来。自卑、脆弱表达出来都是没有关系的，一定要消化掉这个东西的负面作用，这个通过老师的引导是可以做到的。比如，我带过一个学生，她妈妈是越南的，整个家境都非常差。我到她家里去过，真的是家徒四壁，房间连一个门都没有，除了有一个大门，建的两层楼连楼梯都没有，属于钢筋水泥都可以看到的那种房子。但她很聪明，表达能力也很强，就是有点自卑。我鼓励她说，你去写作，把你最真实的东西写出来，不要害怕。我自己的写作经验也是这样，我在真实表达以前也纠结了好多年，要不要把自己全部东西抖起来，但是你一旦经过那个心里关口以后，就会发现没有问题。你就坦诚表达，是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个学生经过激烈的斗争，就接受了这一点。她写作的文章《我的妈妈，是2800元买来的越南新娘》，在网易人间发表以后，影响比较大。她自己也认识到坦诚接纳自己，在整个成长过程中特别重要：就是要做一个真实的人，哪怕不完美。
我经常在教室跟学生说，贫穷不是原罪，出身不好也不是你们的错，这些都可以坦然接受，没必要因为这些东西影响以后的路，人生是有很多能动性的。
李敬泽：我们现在是一个现代社会，而且是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因素足以构成人心理上的很大问题。但话又讲回来，城市里的孩子，心理问题少吗？心理病多了。城市的孩子物质生活很富裕，但被他爸妈逼得也够可以的。所以，现代社会特别需要精神文化教育，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平复和矫正每个人的心理，起码不让它脱轨。当然对年轻人来说，其实也不必那么自卑。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很自卑，我记得80年代，碰到谁都比我有才华，所有人都是大咖，我一个二十岁的小孩在文学圈里，自卑得不敢说话，就觉得自己怎么哪哪都不如人家。怎么办？硬着头皮往前走呗，走着走着你就有自信了。
上大学文化意义，在于社会人格的养成
李敬泽：我们中国过去的古典教育，古典知识没有多少，就那几本书，主要是在教做人。我们现在的教育不大教做人，作为一个社会人，一个今后要正当生活的人，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在生活中自己摸索顺了，境遇也顺了，这人还算顺溜。如果自己拧巴，境遇再不顺，这人就成拧巴精了。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其实也不光是师生之间，就是同学之间，他是你的兄弟，他是你的朋友，能够相互地敞开，还是蛮重要的。其实中国人，可能是我们的性格问题，很少真正打开。女性相互之间还好一点，男人之间，多好的朋友，也很难说我今天拧巴了，找个朋友哭一场。除非是喝大酒。所以根本上，人缺乏的是精神上的相互扶持，这也许在年轻的时候，特别需要。
黄灯：我一直觉得，一个孩子到了大学，专业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层面，是他们的精神层面，他们面临精神成人这个关口。
李敬泽：我是1980年上大学，他们老问我在大学学了什么？我现在回忆了一下，我说我全忘光了。真的，有时候大学不是教那一条一条的知识。
黄灯：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活，知识不是像想象得那么重要。因为我自己实验过，一个人真的想读书，想对付考试，一个月可以学好多东西。我当年从工厂下岗以后彻底没活干，用了七个月的时间，从一个英语四级几次都考不过的基础开始，考上了研究生。也就是说，知识的东西真的没有想象得那么难学，所以我特别不能理解，为什么家长在孩子很小的时候，逼他刷那么多题。
李敬泽：那个是没有办法的，那个要考试。
黄灯：其实刷题是性价比很低的行为。一个孩子十八九岁考上大学，很多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没有定型。这时候大学的引导，包括氛围的熏陶，还有他对周边同学的观察，对他以后的影响特别重要。
李敬泽：我们现在的大学就有这个问题，讲完课老师们全坐着校车四面八方走了，师生关系变成了一个我讲课你来听的关系，那就完全是所谓的传授知识。其实大学的文化功能，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国情下是什么？上大学前，你必须先要过高考这一关，甭管怎么地，千军万马你都要过。大学毕业后，你进入一个科层治理的时期，上下左右有各种问题需要处理。只有在大学这四年，你是一个与他人可以宽松相处的时期。上大学的文化意义，我甚至觉得不在于学了哪些功课，真的是社会人格的养成。但在这方面，像黄灯这样的老师太少了。
成长，一定是内在力量才是最重要的
黄灯：我们教育一个孩子，应该把时间拉长一点。现在很在乎的一个东西，或者若干年以后，你发现它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我们现在逼着孩子拼命上这个班、上那个班，无非是对付眼前的一些困难，让他考到好的大学里，这是最现实的目标。当然，也不能说家长就错了，一个好的大学和一个一般的大学出来的孩子，所面临的机遇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那种能动性、我们做老师的能动性在哪里？就是在他们的弦已经绷得很紧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给他们一些释放空间。人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承受能力是有限度的，所以我们尽可能让他的生命舒展一些。孩子现在的生命尽可能舒展，以后弹性就越大，从人的一生来说，他的发展空间反而是大的。
李敬泽：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是我也特别理解很多家长和孩子。远水解不了近渴的，他眼前最重要的就是要考上大学，如果考不上大学，你跟他讲未来，就无从谈起了。仅就我有限的感知来讲，这个问题我完全能理解，也是应该的，没有办法。但问题在于，有时候我们自己放大这个焦虑。比如，我经常看到一些朋友让自己的孩子，一会儿学这个乐器，一会儿学那个乐器，天天赶着学。后来我说，你们家要开文工团吗？这和他今后上大学有什么关系，你为这点事把孩子弄这么紧张？但是你会发现，劝都没法劝，天天带着孩子今天学钢琴，明天吹萨克斯。这是造出来的教育，或者说我们自己身处其中之后，自己焦虑弄得孩子也焦虑，大家还比着焦虑。当然说是这么说，身在其中，有时候你也没办法，天天有人给你制造焦虑，你不由自主就焦虑起来了，我们家孩子为什么不学？必须去学，这真是要了命。
黄灯：我觉得这完全没必要，一个人的成长有自然的东西，一定是内在力量才是最重要的。家长怎么逼也是没有用的，他不爱这些东西，有一天他一定会放弃的。
李敬泽：某种程度上讲，其实我们的家长，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自己就缺一课。我们作为老师、作为家长，对于在我们社会中和文化中，真正健全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大家心里都是没数的。只有一个硬指标，就跟军备竞赛一样，这个东西你们家有，我们家也得有。其实我们对于真正要什么，学校心里没数，家长心里没数，大家都在上硬件，都很焦虑，孩子们就变得很可怜。按照资本逻辑来讲，在现代社会利润是靠制造焦虑产生的。当培训成为一个行业的时候，也一定是要制造焦虑的。
黄灯：就是靠制造焦虑，然后就是饥饿营销，包括通过很多套路，传播一些似是而非的价值观。比如，不能输在起跑线之类的，现代人特别容易陷进去。
李敬泽：中国经历的这四十年的巨大发展，包括城市化进程到现在还没有完结，还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客观地说，这就是一次集体大长跑，像不能输在起跑线之类的话题，真是直击大家的焦虑，因为在这个进程中，这个跑步比赛的意识，已经进入我们的骨髓，进入我们的本能。但是发展到现在了，我们确实没有必要一味地这样制造焦虑。
李敬泽与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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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他们 看到更多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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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灯在一所二本院校从教,长期的课堂教学以及课后的师生交流，使她成为这群学生成长变化的见证者。《我的二本学生》相当于她的教学札记，这里面有她15年一线教学经验的分享，对4500个学生的长期观察和长达10年的跟踪走访，也有两届班主任工作的总结思考，更有近100名学生的现身说法，是黄灯向读者描摹一群年轻人生活剪影的尝试。
截至2020年6月，全国有3005所高等学府，其中本科院校1258所，人们熟知的985和211院校只占100多席，二本及以下学生面目是有点模糊的。为了让读者真切了解二本学生这一群体的社会性现实，在书中，黄灯做了跨越时间的、空间的、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对比，借以考察时代变化、生源地、家庭流动情况对学生就业去向和人生目标设定的影响。
书中最真切动人的，是一个个具体学生的采访日志。在这些用学生名字命名的章节中，访谈个体向读者倾吐着他们对于高考的回望、对于城市生活的生疏、对于毕业的迷茫以及就业的慌张。在这些倾诉中，你将了解他们彼此之间的社交距离、他们和这个社会的认识过程；他们与父母兄妹之间交流的阻畅、与故园乡土的亲疏；他们对于网络文学和游戏的认识、对于新媒体时代的适应和迷失；他们对于考公务员和考研之间的权衡，对于安稳和漂泊的抉择。还有他们对自己人生还有父母、乃至国家责任的担当与跋涉。这每一个被当事人讲述出来的故事，都带着看得见的呼吸、烟尘、脚步还有凝视。在这些极为细致和具体的生命切片中，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再是二本学生，而是八五后、九零后这一批年轻人，他们所有人。他们所遇到的困惑和难题，并没有将他们彼此区分很开，反而，成为他们共享的课题。
在人生的课堂上，谁不曾是个“二本学生”？
我的二本学生 | 一个群体隐匿的心灵史
二本院校学生的命运，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
黄灯：将“二本学生”带到公众视野，是我写作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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