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此行,一是应南开中学邀请去演讲,二是应陈独秀之请去见一个人。
到天津车站,老朋友严修和张伯苓如今是南开中学的校董和校长,早已在站台等候多时。中午老友设宴,席间自然谈南开趣事。
蔡元培在南开中学礼堂,演讲令他名闻天下的《思想自由》,博得莘莘学子的阵阵喝彩。会后,张伯苓特别向他介绍了南开的高才生——后来成了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
周恩来眉宇存英豪之气,谈吐不凡。他向蔡元培深鞠了一躬,说自己速记了一份先生的讲稿,想在南开校刊上发表。
蔡元培看到周恩来的记录,一下子被这位少年郎的飘逸而有魏碑风骨的小字吸引,所记似无差错,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趁吴玉章与南开敬业乐群会座谈之际,蔡元培决定去请自袁世凯死后一直隐居天津的刘师培。蔡元培此次来津之前,陈独秀去广济寺听人讲学,无意中见到穷困潦倒、一身是病的刘师培。老友偶遇,惊喜中又添些伤感,分手后,陈独秀去见蔡元培校长,希望给这位与章太炎(枚叔)并称“海内二叔”的申叔在北大谋一教职。于是,蔡元培决定借去南开演讲之便亲自去请他出山。往事如烟。路上,想的都是刘师培。
刘师培,字申叔,改名光汉,号左盦,1884年6月24日生于江苏仪证一个书香门第。其家三世传经,曾祖、祖父、父亲皆为清代乾、嘉时的经学家,通经史家学,渊源甚深。
刘师培虽是年少而负盛名的国学名流,其个性极为复杂,其操守也被诟病。从弱冠算起,由热心科举的士子,到提倡“光复”的志士,再到出卖革命友朋,甘当清廷密探,甚至跻身拥戴袁世凯恢复帝制的“筹安会六君子”。其多变、背叛行径被学人所诟病。爱其才者,以“外恨党人,内惧艳妻”为其开脱,而1907年刘师培自家“输诚”的《致端方书》中,解说自己误入“排满”歧途,把自己的背叛丑行说成是受人教唆,一股脑儿推给蔡元培、黄兴诸人,就有些无耻了。
刘师培8岁学《周易》,12岁可将四书五经倒背如流,禀赋极高。有载:“为人虽短视口吃,而敏捷过诸父,一目辄十行下,记诵久而弗渝。”其1901年17岁中秀才,次年中举人,于是意气风发地于1903年赴开封会试,不料落第,懊丧不已。在回仪征的归途中,常饮酒买醉,对会试屡有微词,癫狂时,把科举伪弊骂得体无完肤。官府闻之欲拿问治罪,故有“由扬州以政嫌遁沪”之语。
几乎与此同时,陈独秀因在日本东京与邹容等人联手剪掉清朝学监姚煜的长辫,被日本遣送回安徽老家安庆。他的革命热情依然高涨,在安庆藏书楼举行爱国演讲,令听众热血沸腾。两江总督闻之,电饬安徽省督韩大武,将“陈仲甫等一体缉获”。陈独秀逃到上海,于是有了与刘师培修好的机缘。
陈独秀与刘师培先后参与了《国民日报》和《警钟日报》的创办,并且都在报社做编辑工作。相同的经历,共有的志趣,使他们成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知音朋友。刘师培笔锋劲健,其文《论激烈之好处》发表在《中国白话报》,为他博得“激烈第一人”的荣誉,遂名声大振。不仅革命党人对他另眼相看,崇拜英雄才子的美人,也纷纷投怀送抱。
刘师培与陈独秀年轻气盛,为文也狂飙激烈,在报社多受限制。思想自由的陈独秀不愿受人限制,于1903年冬回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告别章士钊和刘师培时,赋诗言志:
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
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
驰驱甘入荆棘地,顾盼莫非羊豕群。
男子立身唯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
陈独秀将此诗抄于宣纸之上,书法气度恢宏。章士钊两眼放光,对刘师培说:“诗标其人,仲甫就是一匹不羁之骏马!”刘师培也为陈独秀的诗所打动,挥笔在诗下题曰:“由己,由己,由一己之所欲。”
想到这里,蔡元培已走进失意政客们藏身的天津英租界。清灭之后,清朝贵胄,官僚政要走马灯似的在这里出出进进。但如今昔日无限风光的石库门前,已显得很落寞和破旧,一股中药的气味弥漫在四周。
蔡元培径直走进大门,见刘师培咳嗽得气喘吁吁,一张苍白而清秀的脸上布满皱纹,两鬓已染上了霜。他突然忆起1903年在上海,他正和章士钊、陈独秀等友人在梅福田闲聊,忽听大门一声响,见一短襟敞开、头发蓬乱的少年郎仓促推门而入。这就是年方十九,却目睹了震惊海内外的《苏报》案的刘师培。那时,刘师培的一部《攘书》发表之后,如同重磅炸弹,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刘师培的《攘书》最具革命性的政见,是力主仿西周纪年之旧制,以黄帝降生为纪年,反对传统的以帝王生卒纪年的旧制。对此文,同盟会的宋教仁极为赞赏,《民报》也发表评论支持,刘师培也自称是天下“激烈派第一人”。17岁的钱玄同读《攘书》后,毫不犹豫地剪掉辫子。那时的刘师培是何等的青春年少、意气风发!
蔡元培见如今已老气横秋的刘师培,一阵酸楚涌上心头,忙伸出手拉住刘师培冰凉而纤细的手:“申叔!”
刘师培想说什么,却又咳嗽起来,半日才说:“蔡先生,我是戴罪之身,又何苦劳你来看我。”
蔡元培见此心情也很沉重,说:“申叔,朋友们都没有忘记你,仲甫力荐你到北京大学任教。钱玄同、季刚也都想请你到北大呢!”
刘师培羞愧地抬起头,苍白的脸上有两行清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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