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2024年12月28日 20:50
2017年11月1日，是“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成立80周年纪念日。长沙临大是西南联大的前身，80年前长沙临大开课的日子，被定为西南联大的校庆日。昨天（11月1日），西南联合大学建校八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大学举行，西南联大校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领导、师生代表参加纪念大会。
西南联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真正的传奇，国难当头之时，云南边陲之地，八年时间，凝聚并培育了一大批精英，翻看联大师生名录，陈寅恪、钱穆、吴大猷、周培源、梁思成、陈省身、王力、朱自清、冯友兰、沈从文、陈岱孙、闻一多、钱钟书、华罗庚、费孝通⋯⋯群星璀璨，令人目不暇接，心神向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天津陷入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学校不是军事机关，却成为日军重点攻击目标，南开遭到空袭又被日军纵火焚烧，清华和北大校园被日军占领，为延续高等教育命脉，京津高校自1937年夏季，被迫大规模西迁，其中清华、北大、南开三校，与国民政府教育部磋商后决定，联合西迁组成临时大学。三校师生于1937年11月迁往长沙，不料12月南京陷落，武汉告急，千钧一发只得再迁往昆明。
西南联大师生历时68天从长沙步行至昆明，受到当地热烈欢迎
1938年4月，三校正式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段传奇就此开始。今天人们提起西南联大，无不赞叹三校学者亲密合作、相得益彰。
从左至右：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
西南联大的成就，首先源于领导班子的团结。南开校长张伯苓与清华校长梅贻琦有师生之谊，梅贻琦曾毕业于张伯苓创办的敬业中学堂（南开前身）。西南联大成立之初，张伯苓又诚恳地对北大校长蒋梦麟说：“我的表，你戴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
北大校长、曾自嘲为“北大功狗”的蒋梦麟，也颇懂得“无为”之道，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在西南联大，我不管就是管”。如果不肯放手，各自为政，势必造成联而不合、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
西南联大的主要管理机构，简而化之，一为常务委员会，一为教授会。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常务委员会，领导学校工作。同时，西南联大行政上设教务、总务、训导3处，3位处长以及理、文、法、工、师范学院五位院长均列席常务委员会，每周开会一次。以上职位，除训导长由政府委派外，其他均由三校教授担任。
西南联大成立之初，北大与清华一度闹矛盾。据钱穆《师友杂记》记载，梅贻琦曾在提名联大各学院院长、系主任时，偏向清华，引起了北大师生不满。不久，蒋梦麟恰好有事到位于蒙自的文法学院去，北大教授于是纷纷向他“告状”。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取独立。钱穆在发言中力排众议，认为国难当头，大家应以和合为贵，他日胜利还归，各校自当独立，不当在蒙自争独立。蒋梦麟随即插话：“今天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不在此问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蒋梦麟采纳了钱穆之论，教授们便都不说话了。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第二所西北联大了。西北联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离析。
由于张伯苓和蒋梦麟不争名位，同时他们又都在重庆兼有其他工作，因此，主持西南联大的具体事宜，更多地落在了梅贻琦肩上。
联大师生生活之艰难贫困是难以想象的，大多数学生家在沦陷区，经济来源断绝，只能靠政府发放贷金，而当时中国物价飞涨，不仅学生的贷金不足以糊口，教授们的工资也无法养活家人。学校食堂做饭用的是陈米，学生戏称之为“八宝饭”：“八宝者何？曰：谷、糠、秕、稗、石、砂、鼠屎及霉味也。”教授也跟学生一样吃不饱饭，金岳霖、朱自清等人组成种菜小组，推举植物学家李继侗当种菜组组长，生物系讲师沈同当“种菜助理”，所有教授出力、浇水、施肥，菜丰收了，吃起来格外香。“刚毅坚卓”的校训，在联大师生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学生宿舍是茅草屋顶，昆明多雨，一到下雨天屋顶即漏水，住在上铺的同学把脸盆、水桶、饭盒都拿来接水。教室的条件稍好一些，用铁皮作屋顶，但暴雨打在屋顶上声如急鼓，老师讲课的声音根本听不到。法商学院教授陈岱孙历来以完美掌控讲课时间闻名，每堂课他讲完计划内容后，说一声“下课”，铃声立刻打响，万无一失，令人称奇，可是昆明的暴雨时常打乱他的计划。一次，他正讲到得意处，忽然一阵急雨，声音大得使他无法讲下去。他想了一下，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停课赏雨”！同学大笑，陈岱孙一脸无可奈何。
更多时候，教师的课不是被大雨打断，而是被敌机轰炸打断，历史系教授雷海宗有一次上课时想不起来上节课讲到哪里，就问一个笔记记得最详细的女生：“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看了看说：“你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1939至1940年间，空袭警报两三天一次，有时甚至一天两次，当时飞虎队尚未来华，昆明上空毫无防范力量，日军又以西南联大为主要攻击目标，警报一响，师生就要立即放下书本跑到山沟里掩护，俗称“跑警报”。“跑警报”本是生死关头，却被师生解读的十分浪漫，当年的联大学生汪曾祺写到：“‘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惟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国文系教授刘文典说：“教授跑警报是为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保留下一代希望。”刘恃才傲物，一向瞧不起只有小学文凭的沈从文，有一次跑警报，他回头发现沈从文也在跑，说：“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你替谁跑？”
教授们不仅学术造诣深厚，他们的学风和敬业精神对学生更有深远的影响。朱自清患有严重胃病，在昆明因为饥一顿饱一顿更加严重，有一次得了痢疾，还坚持连夜批改学生作文，妻子劝他休息，他说“我答应明天给学生的。”书桌边放着马桶，整整改了一夜作文，拉了30多次，第二天人都脱了相，脸也没洗就去上课了。潘光旦右腿膝盖以下截肢，行动不便，他住在郊区，要请人抬他到学校上课，从不迟到。力学教授周培源住处离联大20余里，没有公路无法坐车，他只好买了一匹马，每天早上骑马先送两个女儿上学，再骑到联大。陈岱孙不会骑自行车，于是也买了马。周培源与陈岱孙都是清华园里有名的“帅哥”，相貌英俊，身材高大，两人骑马上课成为联大一道风景线。
“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这是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对联大的准确定位。联大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民主堡垒”，1941年以前，师生非常珍惜难得的学习环境，潜心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造，对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还抱有极大信任，支持国民党领导的抗战，期望齐心协力度过民族危机，闻一多1945年曾撰文回忆到：“人们对蒋委员长的崇拜与信任，几乎是没有限度的”。“先生和同学那时都注重学术研究和学习，并不像现在整天谈政治，谈时事。”
1946年5月3日，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封报馆，逮捕进步人士。当时的教育部长是陈立夫，他推行以党治校，通令高校“整顿学风”，委派国民党官员在高校设立“训导处”,师生强烈反对。1942年，联大发起“倒孔（祥熙）运动”，民主运动日趋成为校园主流。1945年12月1日，声势浩大的“一二·一”运动爆发，各校学生罢课，争民主，反内战，联大出动100多个宣传队，到街头、工厂、郊区宣传。但学生运动遭到血腥震压，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军人分途围攻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校，毒打学生和教师，并向学生集中的地方投掷手榴弹，炸死4名青年学生和教师，其中包括西南联大女生潘琰。就在联大准备北返复校前夕，国民党又在昆明制造了“李闻惨案”，杀害了民主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
怀着极度悲伤忧虑的心情，梅贻琦处理完最后一批遗留事务，回到北平那满目疮痍的清华园，带领师生致力于复校事业。经过八年抗战，清华师生增加到3000人，其中从昆明来的有900多人。设立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26个学系，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国内一流的综合性大学。
国共内战已经打响，当年同甘共苦的联大师生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政治分歧日渐鲜明。梅贻琦一心投身教育，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此昔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1946年，冯友兰教授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中写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精辟地概述了西南联大教学治校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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