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2024年12月26日 23:31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51期，原文标题《亲子鉴定：特殊生意里的世间百态 》
2007年法医学专业毕业后，戴维进入亲子鉴定行业，成为一名亲子鉴定师
戴维是一名亲子鉴定师，从业11年，两年前开始，他把这些年来看到的、听到的写成故事发表在网络上，意外地走红，也因此掀开了一个隐秘行业的一角。
戴维在书里写到的第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娇小可爱、性格大大咧咧的年轻女子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和两份检材（即鉴定的材料，常用的有血痕、带毛囊的头发、口腔黏膜拭子等）来亲子鉴定中心。几天后鉴定结果出来，两份检材均被“排除”。“排除”是DNA鉴定的通用术语，即被取样人与孩子不存在父子关系。女孩傻眼了。两周后，她再次带了检材来鉴定，这次找到了孩子的亲生父亲，但女孩却不肯相信，再三确认后当场就哭了。她随后提出的问题更是让人目瞪口呆：“医生，表哥算是我的近亲吗？生的孩子以后真的会有缺陷吗？”
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在戴维看来都只是“普通事件”。在他十余年的从业生涯里，经手了近两万例鉴定，其中八成以上都是这样的个人亲子鉴定，他们也习惯称作隐私鉴定，比如年轻妈妈想要确认孩子的父亲、丈夫怀疑孩子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在这些鉴定里，将近四分之一最终结果都是排除。有些人一拿到报告，还没走出大门就接通了家里人的电话，离婚是多数人的选择。朋友们也因此给戴维冠以“家庭毁灭师”“婚姻刽子手”的称号。
但在长沙见到的戴维很难让人与这些称号联系在一起。一张娃娃脸，明显的婴儿肥，操着一口带有湖南口音的普通话，眼睛笑起来眯成一条缝，看不出已经36岁，倒是符合他的笔名“鉴定师大宝”的形象。不过穿着打扮循规蹈矩，黑皮鞋、宽松西裤、呢子外套，里面是深色针织毛衣和浅色衬衫，寡淡无奇，不会给人留下太深印象。
写作是一时兴起，也是戴维的自我疗伤。2014年父亲被查出癌症；恋爱10年的女朋友出轨和他分手；一年后父亲去世，自己又因病住了半年院；再出来，工作的鉴定中心业绩下滑，被人收购后团队解散。接二连三的打击，让戴维坠入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一段时间，他天天做噩梦，梦见父亲要带他走。离职后，戴维觉得自己再也不会涉足亲子鉴定了。在家无事可做，他开始在虎扑论坛上发帖，写了几个故事，帖子很快沉下去。在网友建议下，他转战天涯，以亲子鉴定师第一口吻讲述的故事很快点击量超千万，登上畅销榜，网站买下了版权。然后开始出书，引起媒体关注，在小圈子内有了名气，不过生活依旧改变不大。
戴维性格开朗，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除了打麻将，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平时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了写作上，亲子鉴定反倒像是成了业余工作，公司也不限制他的自由。去年出版的书在卧室的小桌子上堆着，旁边码了几本小说和心理学著作，书已经签好了名，但朋友不开口要，他自己就懒得特地给人送，“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在网络上走红后，很多人找到戴维咨询亲子鉴定，也有读者把他当成了心理咨询师。
第一天见到他时，一位女读者在戴维的微信公号下留言说自己抑郁，扛不过去了，决心过完圣诞节就结束一切。戴维告诉她千万不要做傻事，但迟迟没有收到回复。开始写公众号后，读者留言越来越多，戴维每天两三个小时浏览、回复。戴维收到过不少悲观厌世、打算轻生的读者留言，他总会把自己遇到的更加悲惨的故事讲给他们听，劝慰他们好好活着。
故事都发生在他原来工作的鉴定中心，那里被他称之为“人性实验室”，善恶美丑集中浓缩其中，各种离奇八卦、悲惨故事轮番上演。“见怪不怪”，是戴维和其他亲子鉴定师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鉴定中心设在一个老居民小区，租下临街的两层商铺，楼下是办公室，负责接待客户，楼上是实验室，专门做技术鉴定，出具鉴定报告。戴维善于跟人打交道，不喜欢整天闷在实验室，一入行就选择了楼下业务员的工作，因此看遍了种种人事。
2013年，鉴定中心来了一个抱着孩子的中年女人。她抓着一撮头发，说要做加急鉴定。没过多久，一个年轻女孩跑进来，嚷着要女人把孩子还给她，伸手便想夺过去。一个中年男人随后也跟到了鉴定中心，挡在两人中间，要她们回去好好商量。但随后的一幕出人意料，中年男女在一旁说了几句话，便一起把女孩拖到外面，发了疯似的对女孩拳打脚踢。鉴定中心见状立刻报警，派出所轻车熟路，几分钟后赶过来把人都带了回去，真正的故事才被揭开。
中年男女是夫妻，从外省过来在长沙定居已有几年，派出所一查，发现他们曾是一个被记录在案的职业乞讨团伙的主犯。时间还要退回到2008年，南方多省遭遇冰雪灾害，经常有流浪乞讨人员在街头冻死的消息，在重灾区长沙，两个乞讨小孩冻毙街头的事也上了都市新闻。警方后来追查发现，这背后是职业乞讨团伙强迫小孩上街乞讨，为了让路人同情施舍，小孩们一收到好心人的钱财衣物，就有人上前收走。一系列类似事件掀起了公安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对职业乞讨团伙的打击行动。中年男女趁机金盆洗手，解散了原来的团伙，在长沙定居下来。
被中年男女殴打的年轻女孩当时尚未成年，她和小几岁的妹妹几年前被中年夫妇从农村老家诱骗出来。女孩父母早早去世，爷爷奶奶听中年夫妇说可以带姐妹出去打工，不仅包吃住，每月还能寄钱给两位老人，便同意让孙女跟他们走。所谓的打工就是上街乞讨，雪灾里被冻死的两个小孩，其中一个就是妹妹。姐姐的遭遇同样悲惨，团伙中的一个头目强奸了她，团伙解散后她去了外地打工，却发现自己患上了艾滋病。她一心要报复，但这时早已找不到那名头目。女孩回长沙找到了中年夫妇，怀上了中年男人的小孩，夫妇俩因此都被染上艾滋病，于是有了开头鉴定中心的一幕。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通过母婴阻断，孩子避免了感染。
戴维的讲述流畅，不带多少情感，似乎只是转述一段从书里或者电影里看到的故事。鉴定中心不仅有个人亲子鉴定，还有司法鉴定。前者不需要客户提供任何证件，鉴定中心只对检材负责，得出的报告不具法律效力。后者，需要提供身份证，有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制度，报告可作为呈堂证供。
2009年夏天，工作两年多后，戴维第一次出了司法鉴定的现场。那是长沙的一个郊县，小镇上发现一具怀着身孕的少女尸体，警方怀疑胎儿的父亲与凶杀案有关，委托鉴定中心去做亲子鉴定。戴维和中心领导杨姐一起到了县公安局。尸体在水中浸泡后腐烂变形严重，尽管大学五年的法医学习见过不少尸体，戴维去之前也做足了心理准备，但真正到了停尸房还是被冲天的臭味熏得一阵眩晕，肿胀得不成人形的尸体吓得他全身僵硬。
直到杨姐取完样拉他走，戴维才回过神来。后来又去村里给警方重点怀疑对象取了样，一共四个人，鉴定后都被排除了。过了一段时间，戴维和杨姐又接到通知去了县公安局，这一次从取样的三人中找到了胎儿的父亲，竟是少女的亲叔叔。戴维在取样时见过他，不到30岁，相貌普通，找不到什么特点。
最终，女孩的死亡结论是意外落水，尸体身上没找到其他外伤，包括叔叔在内的嫌疑人又都有不在场证明。但调查还原的真相已经足够让人无法接受。女孩从小有智力障碍，只有两三岁的心智，父母和哥哥长年在外打工，家里爷爷偏瘫多年，靠奶奶一人照顾，女孩便交给了叔叔照管。父母打工挣的钱一半都寄给了叔叔，直到哥哥到了成家的年纪，寄来的钱越来越少。叔叔动了邪念，他收附近单身汉、小混混的钱，让他们与侄女发生关系。
最后的结局如何，这些人得到了什么惩罚，作为鉴定人员，戴维没有再去追问。他告诉我，公检法部门委托给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一般只占5%左右，但一遇到基本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另外的隐私鉴定占比近80%，上户鉴定占15%左右，做得多了，他们也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变化。比如以前来做隐私鉴定的基本都是男性，“十个里面几乎看不到一个女的”，但这几年女性客户越来越多，特别是近几年无创产前亲子鉴定技术应用后，很多年轻妈妈怀着孕来做鉴定。还比如，2011年后，出现信任问题的夫妻关系里，微信、陌陌这样的社交工具被提及的频率越来越高；随着民工回乡潮，从农村过来做亲子鉴定的外出务工人员明显变多。
鉴定中心刚刚搬到小区时，很多居民看到外面挂着“某某医院合伙伙伴”的牌子，再看里面的人也有穿白大褂的，以为这里是医院或药店。街坊邻居在外面探头探脑，不少人忍不住好奇心进来打听，问能不能量血压，戴维还遇到过大妈来问他这里什么时候搞活动发鸡蛋。当工作人员向他们解释这里是做亲子鉴定的业务时，来人往往脸色一变，拼命摇头道：“不试不试。”名声传出去，周围来串门的人就少了，但中心一有大事小情，闹出了动静，凑过来看热闹的一个也不少。后来拆迁，鉴定中心搬去别处，小区也已不复存在。
与人们谈及亲子鉴定的隐晦态度形成反差的是，亲子鉴定早已成为一项商业服务走入了消费级市场，价格也不如人们想象中那么高昂，几百到几千元不等。2002年国家将DNA亲子鉴定项目向第三方鉴定机构开放，戴维的母亲就被一家机构聘用了，所以后来的入行算是子承母业。他告诉我，2003年鉴定中心成立时，长沙只有两家获批的司法鉴定机构。老板原来是办私人医院的，开鉴定中心与办医院一样，最难的是获得审批，只要有了资质，购买设备、招募人员的成本很快就能赚回来。
戴维是2007年到鉴定中心的，这一年他从湖南医科大学法医学专业毕业。出于对当初听从父母安排选择法医专业的逆反，他毕业后去找了一份市场销售的工作，专门推售移动电话机，一个月工资最高拿了700元。撑了几个月，母亲打来电话，开出了条件，“试用期一个月底薪3000，正式入职一个月3500”。戴维没经住利诱。鉴定中心开的工资是当时长沙平均工资的两三倍，而且业务人员还能拿到数额不等的提成，一个月至少有四五千元的收入。后来，戴维有原本在实验室做技术的同事也申请调岗去做业务，第二个月收入就超过了原来。
和做销售一样，戴维经常需要出去跑业务。律所、医院、派出所等机构常遇到需要做亲子鉴定的人，各种需求都有，上户的、争夺财产打官司的、想确认子女身份的，这些都是鉴定中心的客源，靠业务员去争取。
2005年10月1日，全国人大颁布《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宣告普通人可以直接申请做亲子鉴定，不再需要冗长的证明。另一方面，特殊的人口、户籍政策也会拉动亲子鉴定的需求。2010年前后，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影响下，全国的亲子鉴定量都出现了猛增。2016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要求依法为无户口人员登记常住户口，解决1300万“黑户”的户口登记问题。随后，全国各地迎来了亲子鉴定的高峰。
随着政策不断放开，以及基因检测技术的逐渐普及，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如今在长沙，光是在司法局注册的司法鉴定机构就有20多家，再加上各种生物公司，能做亲子鉴定的地方少说也有四五十家。戴维明显感到竞争的日益激烈，原来的亲子鉴定中心两年前被收购，他后来接受了曾经的竞争对手——一家生物公司的邀请，担任长沙分公司的负责人。戴维告诉我，在以前的鉴定中心，他一天至少接待十来位客户，门口经常排着队等，而现在一天平均下来也只有两三位客户。当然也是因为通信发达后，越来越多人从头到尾都不露面。
现在的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租了一间六七十平方米的办公室，不敲上门去问，很难让人联想到亲子鉴定，不过这种隐秘性正是客户所需要的。第一次造访没几分钟，前台接待告诉我们马上有做隐私鉴定的客户来，我们便“自觉”地下了楼。现在的公司相当于一个办事处，加上戴维有三个员工，他们不再自己做技术鉴定，而是将客户的检材寄送到上海总部的实验室，由他们出具鉴定报告。
工作当中也出过问题。戴维曾亲手处理过一个鉴定委托，一个男人带了女同事丈夫和孩子的检材来做鉴定，得到了排除的结果，以此要挟女同事和他发生关系，并且多次索要钱财。最后女人忍无可忍找到了鉴定中心，大闹一场。中心领导为了息事宁人，最后赔钱了事。在那以后，鉴定中心制定了一项规定，要求所有的客户必须带身份证现场取样，但坚持了没几个月，客户锐减，规定就被取消了。
也遇到不少想做假报告的。“戴医生，这里有没有摄像头？”客户往往先问道。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就把钱拿出来摆桌上，有的要求改成排除，有的希望改成支持，目的各异。前段时间有个女读者还来问戴维，他们做亲子鉴定出错的概率是多少。她已经做过四次无创产前检测，都被排除，听戴维说几乎不可能会出错，满是失望。为了防止对方篡改报告，戴维从不发电子报告给客户，通常的做法是把结论那半页拍照传过去，公司规定检测数据保存一年即被销毁。但到底如何才算规范操作，行业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戴维告诉我，现在有些生物公司实行了代理模式，在地方有多层代理，里面存在的操作空间就会很大，“上面的人怕负法律责任，不敢随意更改，但是下面的代理就不敢保证了”。
市场不断发展，但亲子鉴定从诞生之初到现在，关于伦理的争议一直未曾停歇。作为一项技术工具，亲子鉴定也面临着所谓“双刃剑”的困境，一面是传统的家庭、婚姻制度，一面是日益高涨的个体需求。
北京一位从事司法鉴定30多年的鉴定师告诉我，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们便在医院设立了法医门诊，开始尝试把公检法技术部门的亲子鉴定技术用来服务于个人，但那时候检测技术发展水平还很低，很少真正用于民间。到了90年代乃至新世纪，技术瓶颈被突破，各种鉴定机构、生物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但她所在的鉴定机构依然对此持审慎态度，“如履薄冰”，接受个人委托要求对方证明自己身份，并到现场采样，而且会综合考虑被鉴定人的情况。不过，对于市场化的鉴定机构而言，这样的做法显然难以适应现在的竞争环境。但到底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在亲子鉴定中如何保护孩子的权益、对伦理问题作何解释，无人给出明确的方向，不同的鉴定机构遵循着各自的逻辑。
戴维在鉴定中心独立接待的第一个客户就曾让他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怀疑。那是一个50多岁的男人，通过鉴定得知养了20多年的独生子不是自己的血脉后，在办公室歇斯底里地捶击脑袋，抓扯自己的头发。戴维面对眼前的一幕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同事过来劝解住了男人。男人长年在外省建筑工地打工，攒下的钱都寄给了家里的老婆孩子，村里早有风言风语说孩子不像他，没想到谣传被证实。没过多久就有消息传来，男人回家后拿刀砍断了妻子的腿，自己喝农药自杀被及时发现救了回来。戴维觉得是自己害了他们一家，心里过不去这道坎，于是向中心提了辞职。领导没同意，告诉他一句话：“被欺骗的人有权利知道真相。”
真相到底是什么？戴维后来遇到不少人做完鉴定，孩子是自己的，喜笑颜开地走出中心，也看到很多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后喜极而泣的场面。他也见过有人怀疑妻子出轨，把自己和两岁孩子的血滴到装着酒的茶杯里，通过滴血验亲的方式认定孩子不是自己的，一口喝完剩下的半瓶酒，拿刀捅死了妻子。后来亲子鉴定结果却是支持，孩子是他的，但悲剧已无法挽回。
亲子鉴定日益普遍的事实，不同的人也生出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这说明人的科技意识提高了，法律观念增强了；也有人觉得这说明社会伦理道德修养在下降，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加剧。对亲子鉴定机构的看法也出现分野，有人主张加强监管，亦有人希望进一步市场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社会学家李银河早年接受采访时说道：“如果夫妻之间很有感情，根本不会去做亲子鉴定。这么在意孩子是不是亲生的，证明夫妻关系本来就是不稳定的，这项技术只是证明了相互之间的不信任。”
亲子鉴定技术能得出女性是否出轨的确凿证据，社会道德据此大加谴责，有人觉得在这方面男性成为弱势群体。但是，故事中的男人就一定清白无辜过吗？这是不是对女性不公平？这样的矛盾如何解决，戴维似乎不太关心，他更执着和痴迷于讲故事本身。
戴维告诉我，在鉴定结果为排除的案例里，大部分的选择都是离婚，真正做出极端行为的是极少数。而且在过去，人们积压在心底大半辈子的疑虑一旦得到证实，更有可能以激烈的方式爆发。现在随着人们婚恋观念的开放，面对鉴定结果似乎也显得更加平静，一个例证就是闹事的人越来越少了，以前在鉴定中心需要设立的安检门早已没有存在的必要。
尽管看见了如此多家庭破裂、夫妻反目的故事，戴维仍向往着家庭生活。结婚的日期定在明年，女朋友小他几岁，是在老家相亲认识的，两人有类似的感情遭遇，他相信这会让他们更懂得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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