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留学的经验对今天中国人出国留学有哪些经验

晚清民国留学的经验对今天中国人出国留学有哪些经验

出国留学挺有难度，首先第一个费用问题，如今留学国外费用一年一般在10万-30万，不同国家及大学消费不同，第二个留学前需要考取相应的英语水平凭证如雅思、托福等等。
留学，旧称留洋，一般是指一个人去母国以外的国家接受各类教育，时间可以为短期或长期（从几个星期到几年）。这些人被称为“留学生”。在中国大陆，学生把前往香港、澳门等地区的学习也称为留学，这是由于这些地区有着不同的教育制度。另外，美国等国家组织的一类海外短期的交换学生计划，其英文名字“Study abroad”直译也为留学，请参见海外研修（中国大陆称为海外交流）。

民国期间，学生留洋要花费多少？

随着社会开放和对教育重视，近年来国人赴海外留学规模快速扩大。然留学费用支出庞大，就是对城市较富裕家庭来说，也不是个轻松负担。于是就想回首看看，早年国人留学海外时费用是个什么状况？这倒是一个紧贴人们实际生活而蛮有意思的话题。

早先国人去国外学习是极个别的。咱中国的文化科技曾傲视群雄，从来都是他人来访学习。像唐三藏那样西出“取经”（且是公费官派）就绝对稀有的。只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在抵御列强遭受了一系列失败后，爱国志士为寻强国之策才纷纷走出国门求学。当年留学方向和方式，与今天倒是差不多：留学欧美和日本等国；公派、自费及勤工俭学不等。

那时的留学可没啥“经济担保”麻烦，“签证”也没难度（当时中国人去日本甚至不需签证！）。只要有准备就可出发。“准备”则水平高低不等，有人是勤工俭学，没几个钱也上路，准备的就是“一颗红心”；也有像钱钟书小说《围城》里方鸿渐，筹钱“二万元的款子，折合外汇一千三百镑”，这已是充分的物质准备了。

只是方鸿渐在海外“四年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因其“兴趣广泛，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第四年春时只有剩四百英镑，回国时便花四十美元，搞个“克莱登大学”博士假文凭。这听起来笑话，但生活中不乏实例，如知名学者陈寅恪，就是当年在欧美20多所大学里听过课，却没获一张文凭。但他回国后，就被当年赫赫大名的清华招其当导师，没像方先生那样倒霉落魄。

方鸿渐当年花“二万”留洋不是个小数。上世纪30年代的一元银洋买力约是今天人民币八十元左右。这里的两万大洋可当今天的一百六十万元人民币左右。

如果说上述数字取小说中来，真实性遭受嫌疑。下面不妨查相关史料来看。据权威《剑桥中国史》称：“庚子赔款使得中国政府一蹶不振的过高赔款”，“从如何角度看，这个数目都可以被视为帝国主义掠夺顶峰的可耻标志”。

于是在1908年，美国国会对中国“减免赔偿”，其“赔偿”中超出美国“实际损失的那一部分”，用以“在美国教育中国人的费用支出”，其总数是11961121.76美元。就此1909－29年间，共有1268人以此奖学金赴美留学。这里的11961121.76美元平均在1268人身上就是9433.06美元。（注意：这帐目计算已精确到小数后两位，应该是比较严肃的。）

现在问题是当年9433美元值多少？这里我们用今昔黄金与美元价格作参照。1909－29年间，每盎司黄金约20美元。今天（2015年）黄金对美元汇率是每盎司为1100美元上下。

这样，可有较充分根据说当年“庚款留美”每人开销约471.65盎司黄金，大约相当今天的518815美元。当然，这样的计算方法，肯定不科学，因为当年的社会积累的财富远没有今天这样富足。但从中可见，“庚款留美”在当时绝对是个教育“高消费”。比方鸿渐的自费留学欧洲贵得多。而“庚款”是美国人单方出价操作，“昂贵”在所难免。

图片说明：这是一张早年考取“庚款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旧照。

说“庚款留美”贵，不是主观臆断没有根据的。如以留德和留日作比较。1906年，蔡元培以进士之身为北京瀚林院“公派”去德留学（有点“访问学者”的意思）。中国驻德公使给其资费是每月42银元支付教育消费。后蔡元培自己赚稿费“半工半读”，则另有论。1919年梁启超在对柏林考察后对朋友称：“觉得学费之廉出人意料”“每个学生如有个30或40元，就尽可从容度日”，因而建议“动员国内大公司每年出资本五千或两万元，可派学生十或二十人····”

图片说明 这张照片是1912年时，蔡元培先生和家人在德国的合影。

而留日比留德还便宜些。如1902年，鲁迅先生作为官费生去日留学。其每月“官费”是36银元。据当年留日学生回忆是足以对付学费、租房等生活开销。这从一侧面反映了当年中日国民生产率水平差距不大。当年36元银元，也就国内大城市中等职员月薪。

由于留日费用低廉，中国留日学生较多。于是日本也像今天开“语言学校”一样，开出许多赚中国学生钱的学校。而当年国人不屑对学日本文化和语言，因文化是日本从中国学的；也没如今假“学”打苦工争辛苦钱那份势利。大家多学科技和军事。

于是日本就开出“振武”之类的预备学校，学军得先入此类学校，从中选优随日军训练，再选优进士官生学校，即正式军校学习。据说，蒋介石就是入个“振武”学堂，却后来能把持黄埔军校和中央陆军大学校长之职，实在让“唯学历”者很不服气。

总之，当年留学日本德国可谓是“经济型”选择，一个人四年的费用大约是七千元左右；旅欧的方鸿渐是“豪华版”（方先生回国乘坐海轮二等舱，同行的中国人大多是三等仓铺位也可见一斑），可抵“经济型”的三四个人的开支；而“庚款留美”则是美制作的“超豪华”教育消费。

本短文所说话题内容较多而太多复杂，受篇幅所限而不能尽言····

谁有中国近代留学史的有关资料啊？

近代史上，中国政府第二次有计划地大规模向海外派出留学生，是本世纪初的庚款留美学生的派遣。
1900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北京爆发了“庚子之乱”。当时，几十万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入京围攻各国使馆。不久，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弃都而逃。
1901年，李鸿章被迫与各国签订耻辱的“辛丑条约”，同意向十四国赔偿白银四亿伍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庚子赔款”。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双方协议，创办清华学堂，并自1909年起，中国每年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
1909年、 1910年和1911年，在北京三次从全国招考庚款留学生。当时对考生的要求除了通晓国文、英文外，还须“身体强健，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
第一次招考是1909年8月举行的，630人应考。先是初试，考国文、英文和本国史地，取68人；再复试，分别考物理、化学、博物、代数、几何、三角、外国历史和外国地理诸科。连初试带复试，一共考了七八天。最后放榜，录取了47人。
这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同年10月赴美，赴美时，另外加上了3名贵胄子弟，共50人。他们所学专业大多是化工、机械、土木、冶金及农、商各科。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就是其中之一。
1910年8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考试仍分初试、复试。初试先考国文、英文，其中国文试题古色古香，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而英文试题则颇为时髦：“借外债兴建国内铁路之利弊说”。复试则考了西洋史、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几何和世界地理等科。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
这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后来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胡适，他当年考了个第55名。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
一年后，即1911年，又招考了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庚款留美学生，一共有63人。
三批庚款留美学生的派遣为中国培养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中的许多新学科的创建者大多来自这些留美学生。
19ll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民国时代。
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次大规模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计划也因这一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而又一次中断。
19ll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1000多人。
与此同时，自1912年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渐渐形成了高潮。由吴敬恒、蔡元培、汪精卫等人组成的“留法俭学会”，利用当时法国因欧战而急需劳工的机会，组织中国青年赴法，以工求学。勤工俭学的计划立即得到了青年们的热烈响应，赴法人数逐年增加。到1920年左右，在法的中国学生已达2000多人。
从20年代中到30年代末，中国社会在经过近百年的战乱之后，终于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
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
那一年开始公开招考留美公费生。1933年，又开始公开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学生。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留学事业再一次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从当年政府留学生派出的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这种冲击的强烈程度。从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自1932年起，留学人数逐年增加，并于1935年，达到高峰1033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政府宣布了留学限制的暂行办法，留学人数立即锐减，于1941年跌至谷底，全年只有57人。
1942年，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政府开始放宽留学政策。先是废止了留学限制规定，然后在1944年举行了英美留学奖学金考试。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结束。
1946年7月，举行了全国公费留学考试。一时应考者多达4463人。而这一年，留学总人数也已回升到730人。
但是，紧接着，中国又经历了另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就要开始。
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中国近代留学的历程，不能不令人深深感叹。容闳的幼童留美计划因清朝统治者的愚昧和腐朽而毁于一旦；庚款留美学生的派遣由于革命爆发而被迫中止；30年代的留学事业又备受战争的冲击。近百年的留学史几乎没有多少风平浪静的时候。
http://211.151.89.185/chisa/article/20040827/20040827187934_1.xml
还有一本好书：中华文史精刊--近代中国留学史-作者：舒新城
中国近代留学的三次热潮
山东省肥城市教学研究室 李玉民 （271600）
追逐考察近代中国人留学外国的历史轨迹，不难发现，它是与中国近代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的。这些在百年中国出现的逾10万的留学生群体，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中国的近代化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把曾雄跨世界东方近二百年的大清帝国急速地推到了灭亡的境地。同时，也惊醒了一批先进的中国人。素以“天朝上国”、“礼仪之邦”自诩的国人，不得不正视向来被视为“蛮夷之邦”的西方世界，有识之士开始以新的思维方式探讨强国御辱、救亡图存之道，于是，1872年8月，包括詹天佑在内的30名幼童乘船离上海赴美，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批留学生，成为当时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先锋。
其实，早在与外国侵略者交涉和镇压人民起义的过程中，有的官员就认识到列强船坚炮利，技术精良，主张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达“富国强兵”、维护清朝统治之目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搁置未办。直到1868年，经曾出任中国使臣率团出访欧美的美国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之手，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提供了条约依据。早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报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向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提出选派计划，1870年，经曾国藩同意并向清廷奏准，又与李鸿章磋商，制订了《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十二条。最终，才于1872、1873、1874、1875年分四批各30名幼童赴美留学。
1873年，总理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也正式向清廷奏请派遣船政学堂优秀学生出洋留学。他建议一部分赴法国留学，“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一部分赴英国深造，“深究其驶船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1877年3月，第一批有组织派遣的包括刘步蟾、林泰曾、方伯谦、林永生、严复等在内的留英、留法学生顺利成行。几年后，大多留学生成为国家的栋梁，如严复成为著名的近代启蒙思想家，刘步蟾、方伯谦、林永生、刘冠雄等则成为海军的指挥骨干。中国的“西学”向西方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中国近代留学的第一次热潮出现在甲午战争之后。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有些官员认识到，日本的崛起，得利于当年被派往欧美留学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战后又发出了派遣有志青年留学日本的呼吁。清政府也想企图通过向日本派遣学生，造就通才，富民强国以挽回颓势。“以强敌为师”、以“求学如求医”的精神，试图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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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救国救民的良方，成为一批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共识。再加上到日本路近、省钱、文字相近、交流方便。在这种背景下，在1896年派出第一批13名留日学生后，赴日留学日渐成风。据统计，1901年为280人，1902年9月为614人，1903年增至1300人，到1906年11月猛增至8000多人。数万留学生中，除20岁左右的年轻人居多之外，也不乏老翁、幼童和女子。因为是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出现的这股热潮，所以大多学的是军事、政治等课程。这次留学热潮的最大特点是，许多留学生如秋瑾、章太炎等，在西方政治思想学说的熏陶下，逐渐走到了推翻清朝腐朽统治的旗帜下，“导致一种民族精神的出现，以后又转变为自觉的民主主义运动”，成为反清爱国运动的主体，“为中国重新开启出一条光明之路”，涌现了一批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和立宪运动的骨干分子。
1909年，清政府正式决定接受美国所退部分“庚子赔款”作为派遣学生赴美的经费后，出现了留学美国的热潮。1910年留美学生已有500多人，到辛亥革命前，增至650人。庚子赔款是英美等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辛丑条约》勒索所得的赔款。美国用所退部分资助留学生的目的，是想“影响、控制中国的下一代，从精神和商业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同时，辛亥革命之后，民主共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成为潮流。这样，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第二次留学热潮。这次留学热潮的最大特点是，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涌现了一大批中国近现代驰名中外的学者和科学家，如侯德榜、竺可桢、茅以升、马寅初、周培源等，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近代史上又兴起了第三次留学热潮。当时国家正处于北洋军阀黑暗统治时期，“人们感到痛苦彷徨”。法国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摇篮，于是大批“输世界文明于国内”的人们，形成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五四运动前，留法学生不足200人，1919—1920年间，增至近1600人。这次留学热潮的最大特点是，他们把“俭学”和“勤工”、 教育和生产劳动有机结合起来，“以自己的实践对传统的留学教育进行了观念、内容和形式等方面的根本性变革，开创了中国留学教育的新纪元”，涌现了一大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新型知识分子，如周恩来、蔡和森、邓小平等，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骨干，也造就了一大批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
综观三次留学热潮，虽然由于国内外政局不断变化，导致决策者的留学指导思想也随之变化，留学热潮的特点也各不相同。但是，谋求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则是不变的共同的主题。在近代百年留学史上，尽管也有消极方面，但涌现的无数爱国志士豪杰，无可辩驳地成为一支“新兴而特殊的先导力量”，在近代社会各个领域，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民国好多革命人士都去日本留学啊，历史上多少名人伟人是去日本留学的

有名的几乎都去了。
孙中山（孙中山主要在美国，去日本的时间比较少），黄兴，章太炎，秋瑾，陈天华，邹容（《革命军》的作者），汪精卫，鲁迅等等国民党主要人士以及共产党的周恩来等等。
去日本留学的原因：
1，日本是华夏国家，在当时，日本对满清统治下的中国人有很强的吸引力。
2，日本是欧洲以为唯一的强大国家，在当时是黄种人的骄傲。
3，日本是距离中国最近的国家，路途短。
4，日本使用大量中文，越专业的著作，中文越多，学习方便。
5，日本政府给中国人在日本学习提供了优厚的条件。当然，有人说这是出于日本笼络人心的目的，为今后日本侵略中国做准备。

我近代的留学教育始于1872年最早提出建议的是谁？

借花献佛
容闳提出“留学教育计划”
说到近代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人们就会谈起被誉为“近代中国留美第一人”的容闳。容闳是广东香山县人，少年时家境贫寒上不起学，只好到德国传教士在澳门开办的教会学堂读书。1847年，该校校长、美国传教士布朗因病提前归国，要带几名学生赴美留学，容闳在布朗的帮助下，来到了美国。
在美国，容闳先入中学，后在耶鲁大学半工半读学习英语文学，靠奖学金和打零工完成了学业。面对祖国的落后和异邦的强盛，容闳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青年“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与中国”。
1854年11月，26岁的容闳谢绝了美国友人的挽留，经过3个多月的海上颠簸，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
回国后的容闳先在广州学习中文，后到香港谋生。为了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他曾经积极游说过太平天国领袖，但未被采纳。后来，他又来到上海，先在海关做事，后当翻译，转而经商，开茶叶公司，最后投入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幕府。当时，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需要，曾国藩建立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兵工企业。兵工厂中使用了大量的外国机器，急需懂洋文的技术人员，于是容闳就有了用武之地，并得到曾国藩的重用。曾国藩曾派容闳赴美购置机器。1870年，曾国藩到天津处理“天津教案”，由容闳担任翻译。在与曾国藩的接触中，容闳大胆提出了他的“留学教育计划”。对此，曾国藩非常赞同，并立即与李鸿章联合上奏清廷。二人在奏折中提出：“由政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得到了清廷的批准，并在上海成立了“总理幼童出洋肄业局”，由容闳和陈兰彬等人负责此事。英美等国驻华公使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也纷纷表示愿意接受中国留学生。
万里蹈海赴花旗
1872年，清政府向美国派遣了第一批官派留学生。根据洋务运动的切实需要，第一批留学生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办洋务急需的学科。考虑到语言问题，最终决定选10岁到16岁的幼童出国。
按照计划，首期留美幼童名额为120名。从1872年起每年派30名，至1875年派完，预计留学时间15年，经费一律由清廷支付。当时，国人多视出国留学为畏途，尤其是美国，距离中国万里之遥。在当时的中国人心目中，都认为那里是“蛮夷之邦”，甚至有谣言说美国人会把中国人的皮剥下，“安在狗身上”。况且把这些十来岁的幼童送出国，一别15年，还要家长签字画押，这让父母们难以接受。留美幼童詹天佑的父亲詹作屏出具的保证书写道：“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技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国外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俨然一纸卖身文书。尽管容闳使出了全身解数，还是招不齐。无奈之下，容闳只好返回老家动员乡亲们报名，同时在附近县市活动，结果还是没招满。后来他到香港招了几名，才勉强凑够数。
1872年8月11日，这30名幼童由容闳率领，从上海坐船赴美。这些在大轮船上蹦蹦跳跳的孩子此刻也许不会想到，他们稚嫩的肩上担负着为国寻求富国强兵之路的使命。在这些幼童之中，不少人成为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佼佼者，如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矿冶工程师吴仰曾，民国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复旦大学创办人唐绍仪，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

中国近代在民国时期迁去国外的四大世家？

四大家族:
蒋宋孔陈
四大家族是指旧中国以蒋介石为首的封建买办统治集团。即蒋介石 、宋子文 、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四大家族，是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没收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组成部分。
抗战开始以后，四大家族利用战争时期的新情况，极力加强官僚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地位，大发国难财，使官僚资本迅速膨胀。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迅速膨胀和垄断地位的加强。是依靠政治特权和经济掠夺来实现的。它掠夺的对象不只有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有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
四大家族掠夺全国人民膨胀官僚资本主要通过以下的手段：
（一）发行公债。1938年至1944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内债18种，有的按法币和关金计算，有的按英镑、美元计算。总计法币15，192，000，000万元，关金100，000，000单位，英镑20，000，000，美元210，000，000。此外还有谷麦粮食债券。除1937年的救国公债在民间“劝募”外，其余都不公开发行，而以总预约券的方式向银行抵押，再由银行垫款给国民政府。银行则利用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发行不兑现的钞票。官僚资本既发了公债财，又发了法币财。
（二）增加捐税。由于工业、商业发达的沿江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关税、盐税、统税三税收入大为减少。国民政府便通过扩大征税范围和增加税率的办法，来弥补减少的税收。国民政府将统税扩大为货物税，形成几乎无物不税的状况。1943年十月开征食盐附加税，开始每斤征3元，到1945年1月增至60元。由于通货膨胀，从1941年下半年起，实行田赋征实，按田赋的正税和附加税的税额，每元折征稻谷2市斗，1942年增至4市斗。从1942年起普遍实行粮食随赋征购，征购价格远低于市价，而且多数不付现款，只付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1943年普遍实行粮食征借，既不付利息，还本也只是空话。从1941年到1945年6月，国民政府通过“三征”，共实收稻谷和小麦240，000，000多万石。这是对广大农民最直接最厉害的掠夺。
（三）通货膨胀。抗战开始后四个月，国民政府决定用增发纸币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法币发行额，据官方公布的数字，1937年底为十六亿1，600，000，000元。1945年底为10，319亿元。八年中增加了738倍。实际上还不止此数。滥发钞票的结果，使四大家族的财富迅速集中，而广大人民则越来越贫困。
（四）外汇管制和买卖黄金。国民政府从1938年3月起实行外汇管制。从此官价外汇被垄断，黑市交易随之而起。伴随法币的贬值，官价与黑市之间的差额越来越大。抗战期间，外汇中美元与法币的对换率一直是1:20，而黑市1943年12月为1:85.4，1944年12月为一比五四二点二1:542.2。四大家族利用特权，以官价买进大量外汇和黄金，以黑市价格抛出，转手之间，牟取暴利。
（五）实行专卖制。1941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专卖事业管理局。从次年初开始，先后对食盐、糖、卷烟、火柴、茶叶、酒等六类物品实行专卖。这一制度，使国民政府收入大增。增收数额，1942年为47，800万元，1943年为174，700万元，1944年为18亿元左右。这一制度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国民党官员和有关机构乘机营私舞弊，套取专卖品转投黑市，从中牟取暴利。
（六）统购统销。1937年9月，在国民政府之下成立贸易委员会，该会下设复兴公司、富华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三大公司，对国统区的丝、茶、桐油、猪鬃等主要出口物资，实行统购统销。钨、锑、锡、汞等主要出口矿产品，则由资源委员会统购统销。1942年2月，成立物资局，对棉纱实行统购。在统购统销政策下，国民政府实行低价强购，利用买卖之间的差价获取重利。以桐油为例，1942年收购价比内销市场价每担差100元，1943年差1100元。
总之，国民政府用种种手段对人民实行公开的掠夺，使官僚资本在抗战期间迅速膨胀起来。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在抗战前即已开始，抗战中不但金融垄断更为加强，而且将垄断扩展到工商业的各个部门。
在金融方面，抗战初期设立了中央银行（蒋介石）、中国银行（宋子文）、交通银行（孔祥熙）、农民银行（陈果夫,陈立夫）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做为国民政府集中的金融机构。蒋介石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孔祥熙任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直接控制了四大银行，设立了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形成了四行两局的格局，打着孔氏家族的旗号先后创办、接收了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四明银行、山西裕华银行、祥记商行、庆记商行等等，虽然说是有四大家族，但是银行是掌握在财政部手中的，中国银行原有的董事长叫张嘉敖。孔祥熙任中央银行总裁。1942年7月，国民政府又规定全国货币的发行都集中统一于中央银行。从而一步一步地加强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全国金融业中的垄断地位。在抗战期间四行存款数额在四年中增加6桔，是各银行中增长最快的。在全部银行存款中，四行的存款占到了%80至%90，而战前的1936年只占%59。
抗战期间，官僚资本在商业方面形成了正式的公开的垄断。前述专卖事业管理局、贸易委员会、物资局等机构的成立及专卖、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是官僚资本实现商业垄断的重大步骤。此外，原属孔家系统的农本局福生庄，后改组为花纱布管制局，统制着花纱布的贸易。以上这些宫式机构，作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组成部分，假借抗战的名义，垄断了国统区的国内外贸易。抗战期间，四大家族以私人名义设立了不少商业公司。著名的有：孔家的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宋家的中国棉业贸易公司、重庆中国国货公司、西宁兴业公司；陈家的华华绸缎公司、棉花运输公司等等。这类公司既有政治特权，又有极大的金融势力，具有操纵市场的垄断地位。
四大家族对于工矿业的垄断在抗战前还较小，1935年底全国官营、民营工厂资本总额中，官营部分只占%11。抗战开始后，1937年9月设立工矿调整委员会，扩张官营工业，吞并民营工业，实行国家垄断工矿业的机构。四大家族官营工业主要有隶属于资源委员会和军政部兵工署的两大直属系统。1944年，资源委员会下面有105个单位，兵工署下面有数十个单位。此外还有各省所办的官营工业，如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川康兴业公司、湖南实业公司等，单位也不少。1943年国民政府经济部的报告，说明了官营工业的垄断地位。在国统区3700余家工业中，官营的600余家，民营的3100余家。但官营的占资本总额%69，民营的只占%31。四大家族除官营工业外，还有所谓商办形式的私营工业，这类工业著名的有：以孔家为主的中国兴业公司，1939年7月成立时的资本额力1200万元，到1943年增为12亿元，为后方资本额最大的公司，它共有13个厂，经营的中心是钢铁。在宋家控制下的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40年成立，1942年5月己完成及未完成的有18个单位，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陕西、甘肃两省，主要经营纺织业。除了资源委员会主办的各厂外，它是西北最大的垄断企业。1942年，它的已开工纱锭占大后方全部纱锭的1/4。陈家的有大华企业公司、华西建设公司、中国工矿建设公司等，也是规模很大的垄断企业。
在农村，四大家族是最大的高利贷主。根据15个省的调查，在农民借款来源中，受四大家族直接间接操纵的银行、合作社、合作金库所占比重，1938年为%26，1940年为%38，1942年为%59，1944年为%25。1937年9月，国民政府设置了农产调整委员会，作为控制和垄断农业生产的机构。抗战时期棉花、蚕丝、茶叶、猪鬃、桐油等由国民政府统购统销。在征购征借的措施下，大量的粮食纳入四大家族直接掌握之中。四大家族还直接占有大量农村土地，陈家的华西垦殖公司、蒋经国的新赣南国民经济建设公司，都是这类机构。
四大家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劳动人民的最大剥削者，严重地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极大障碍。由于官僚资本残酷剥削所激起的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是中国革命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官僚资本正式开始在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宋子文(1894年～1971年)，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长。原籍广东省文昌县(今属海南省)。1894年12月 4日(清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八)生于上海。父宋嘉树早年留学美国，一度在上海当传教士，后改营工商业，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宋子文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继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1917年回国后受盛宣怀之聘，任汉冶萍公司驻上海总办事处秘书等职。1923年10月赴广州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英文秘书兼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1924年 8月任中央银行行长。其后调任广东省政府商务厅长。后又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任广东省财政厅长，整理财务颇有成绩。1926年 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央商务部长等职，负责筹措北伐军经费。蒋介石夺取国民党党、政、军大权时，他积极从财政上予以支持。1926年12月前往武昌。次年初先后任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常委等职。
1927年4月，宋子文乘武汉政府派他往上海考察形势之机，与吴稚晖、白崇禧等策划反共清党，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并力促蒋、汪合流。蒋介石8月下野，12月同其妹宋美龄结婚。他竭力争取美国当权人物和江浙财团支持蒋介石重新上台。1928年2月蒋介石再次上台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宋被任为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随之任中央银行总裁。1929年3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以后又连任三届。1931年6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九‧一八”事变后，曾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12月与蒋介石同时下野。1932年宋子文再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一度代理行政院长。1933年10月后，辞去政府职务，专门从事财政金融活动。次年4月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宋赞成和平解决，与宋美龄往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中央代表等进行谈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联合抗日作出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国民政府到重庆，任中国银行董事会主任等职，拥有巨大经济实力，操纵著国民党的经济实权。1940～1942年充当蒋介石常驻美国代表，为蒋争取美援，第一次获一亿美元借款，第二次签订租借协定，获五亿美元借款。1942年10月返国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45年 4月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等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旧金山会议。6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1946年 1月任国民党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10月再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竭力劝说美国杜鲁门政府出钱出枪，多方支持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1947年9月为蒋介石谋取退路，宋改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11月兼任蒋介石广州行营主任等职。
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宋子文利用政治特权发展官僚资本，先是控制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发行货币、公债以及通货膨胀等手段掠夺财富，后以开设棉业公司、垅断对外贸易等手段聚集钱财。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发国难财和战后接收敌伪产业等办法积聚起巨额财富，同蒋介石、孔祥熙和陈立夫、陈果夫合称为“四大家族”，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1949年1月去法国，随后侨居美国纽约。1971年4月25日病逝于美国旧金山。
孔祥熙
自称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裔孙的孔祥熙，青年时期经贸有术，在家乡山西太谷拥有一定资财。1927年 4月投靠蒋介石集团，并促成蒋（介石）宋（美龄）联姻，从此官运亨通，历任工商、实业、财政等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要职。孔主管财政达11年之久，对币制改革、支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及支撑抗战财政，有过一定的贡献。但孔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一再受到舆论的指摘，1944年11月即被迫去职，从此离开政坛。
陈果夫
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CC系首脑。原名祖焘。浙江吴兴人。1892年10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初七）生。陈其美之侄。幼年在长沙明德学堂读书。1907年入浙江陆军小学堂，受陈其美革命活动影响，加入同盟会。1911年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辛亥革命爆发后，赴武汉参加革命军，后随陈其美参加讨袁斗争。1918年起在上海经商，与蒋介石等从事交易所投机买卖。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后，在上海为军校招募新生兼采购物资。1926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部长，掌管国民党党务，排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27年春积极参与蒋介石“清党”反共。他曾几度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是第三、四、五、六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长期掌管国民党党务。他培植亲信，排斥异己，控制各级党部，竭力把国民党变成蒋介石进行独裁统治的工具。与其弟陈立夫组织“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后来形成为一个很有权势的CC系。他们把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扩充成为一个庞大的特务系统，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从事反对共产党、迫害进步人士的活动，并对付国民党内反蒋派系的抗争。
陈果夫在国民党政府中历任要职：1928年任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副院长，1932年任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1933年任江苏省政府主席，1938年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1939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主任。
陈果夫利用政治特权发展官僚资本，先于 1935年控制中国农民银行。抗日战争期间在川、云、桂等省兴办和投资许多企业；抗战胜利后主持经营“党营生产事业”，接管大批敌伪资产，开办公司、银行等，还将文化、新闻、电影、广播单位改为“党营”。他先后担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土地开发公司理事长、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合称中国四大家族。1949年去台湾，1951年8月25日病逝于台北。一生写有各种体裁的文字一百九十余万字，台湾当局将其编成“全集”十册。
陈立夫（1900年—2001年）浙江省吴兴县（现湖州市）人,名祖燕，号立夫。陈果夫之弟。其二叔陈英士(陈其美)于辛亥革命初期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左右股肱,与蒋介石关系密切。陈果夫及陈立夫是国民党重要人物。陈立夫曾任蒋介石私人秘书，长时间主持人事及组织工作，亦是国民党党内安全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的始创人。在国民党内部，陈立夫和陈果夫的派系被称为“二陈”或者CC系。1948年陈立夫曾到美国为杜威助选，结果杜威落选，而国民党亦因而开罪上台之杜鲁门。1949年到台湾后，蒋介石为整顿在台势力，陈立夫难以在台立足，离开政坛去美国新泽西州定居，以经营农场养鸡、卖皮蛋、粽子等食品为生。晚年回台湾后也多做文化上的工作，不在政坛上有决定性影响。但因是国民党元老，仍很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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