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普工分流”路在何方？这位代表建议...
《全国“双减”效果调查报告》调查组在对全国教育领导干部进行调查时发现，收回有效问卷266份，其中反映人民群众关心的主要教育问题中“普职分开政策”问题的有43人，占21%。调整我国“普职分流”政策，已成为社会各界呼吁和关注的重大公共教育政策问题。“普工分流”是2022年两会上也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话题，很多代表委员对此建言献策。
张志勇:完善我国“普职分流”政策
从“一刀切”的刚性分流到“因地制宜”的灵活分流
从“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双轨分流”到高中教育多类型分流。加强综合高中教育，促进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融合。俄罗斯至少有16种类型的高中。此外，还有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相衔接，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相衔接的教育机构。
积极支持普通高中教育实施校内分流，探索高三与高职院校合作办学。高中生完成高二必修课程，并通过高考学业水平考试，达到高中毕业学业要求后，对于进入本科院校接受高等教育有困难的学生，按照学生和家长自愿的原则，可以探索高三与高职院校合作办学，在专业基础文化教育之外，依托高职院校开设专业基础课和职业技术课。
完善“普通职业分流”重点，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高中后“普通职业分流”教育试点。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在制造业向高端转型的背景下，市场对技术人才培养的层次要求越来越高。从“后初中”转向“后高中”，是普通职业教育分流的必然选择。普通职业教育分流的重点应逐步上移，高等教育阶段的职业教育应作为技术人才的主要供给方。
开辟中高职升学渠道，加快本科职业教育发展。我国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改善我国教育结构重心、发展高质量职业教育提出了迫切要求。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芳及其团队的研究，对制造业企业的计量经济模型分析表明，如果企业所有员工由初中转为高中，企业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4%。如果全部改为大专学历，企业劳动生产率可提高75%；从大专到本科，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66%。采访中，不少地方同志普遍建议，职业教育要完善上升通道，大幅度扩大职业本科在全国本科教育中的招生比例，大幅度增加中职生在本科高等教育特别是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招生指标。这既是畅通中职院校入学渠道、增强中职学校吸引力的需要，也是促进我国产业升级、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要。
完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分流-回流”政策。在德国，选择职业教育方向的学生，可以从中职、高职到应用型本科、硕士甚至博士——在深造的道路上，专业人才和研究型人才没什么区别。在德国教育制度的设计中，除了分流，回流渠道始终是开放的，学生有调整选择的机会。综合性大学和应用型大学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英国和澳大利亚也有类似的制度供给。我国应完善“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分流政策”，不仅要实施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融合的教育，还要实施多次分流和回流的政策。
进入民进中央:建议调整完善我国“一般性分流政策”
从“刚性分流”到“柔性分流”。各地要从教育需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程度出发，在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比例上不搞一刀切。有条件的省市可开展高中后“普职”分流，将分流重心上移，将高等教育阶段的职业教育作为技术技能人才的主要供给方。
淡化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区别，模糊分流的概念，由“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分流”向高中教育多类型发展转变，打通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转换通道。加强综合高中教育，促进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融合。除普通高中课程外，可开设职业应用课程，并制定相应的课程标准、毕业要求和考试制度，为所有高中学生提供学习普通课程和职业技能课程的机会，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课程。在此基础上，实现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相互选课、学分互认、学籍互转、双向流动的人才培养模式，让学生在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之间及时调整和切换。鼓励高校将职业应用类课程纳入招生要求。这样才能全面提高我国高中毕业生的科学知识水平和基本职业技能。
打通中高职升学渠道，加快本科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要完善上升通道，扩大职业本科在全国本科教育中的招生比例，增加中职生在本科高等教育特别是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招生指标。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葛道凯建议全国统一“职业高考”。
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求加快建立“职业高考”制度。“从目前各省推进高职分类考试的实践来看，各地的运行机制、考试内容、招生方式还很不平衡，职业教育专业化考试制度的类型特征还不够明显，社会对‘职业高考’的认知和认同还没有达成共识。”葛道凯在调研中发现，“职业教育高考”多元化实施存在诸多现实困境。
葛道凯分析，目前“职业教育高考”的类型定位、改革内容、评价标准都不够明确。受招生考试制度和机制的影响，各省正在实施的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在类型特点上还不够，与普通高考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其次，“职业教育高考”制度的核心是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招生方式。但由于中职招生文化素质基础不平衡，中职学校办学实力和水平差异较大，技能类考试专业分类较多，考试内容难免繁杂。此外，我国高职教育分类考试还有春季高考、单独招生、自主招生、中高职衔接、招生、免试入学申请等。招聘的种类很多，但没有统一的招聘标准。
“为了体现职业教育类型的特点，使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有多样化的教育选择和畅通的升学渠道，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迫切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职业高考制度。”葛道凯建议，出台全国职业高考实施意见，在梳理总结各省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出台关于职业高考的政策文件，以推动全国职业高考改革，并以此为导向，指导各省开展省级职业高考制度改革试点，构建“全国统筹+省内推进”模式，有效推进。
全国人大代表、齐鲁制药集团总裁李彦:建议普通高中入学率上升到80%。
针对当前社会对普通高中分流的关注，全国人大代表、齐鲁制药集团总裁李彦建议，从产业人才的实际需求和我国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现实出发，建议稳步提高普通高中入学率，并在3 ~ 5年内将普通高中入学率从2020年的53%左右提高到80%，形成以学历教育为主的产业基础人才库，既满足现代产业对技术工人的更高要求，又能
为提高普通高中入学率，李炎提出三点建议，包括:一是建立合理的财政投入机制，实行以财政投入为主，其他渠道筹集资金为辅的普通高中投入机制；
二是建立学生发展指导制度，加强对学生选课、升学、就业的指导，推进学校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改变单纯以分数评价学生素质水平的倾向，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发挥正确的育人作用；
第三，发展高级职业教育，在高中教育的基础上提高技校培训水平，打造实践导向的“高端培训”，将职业教育培训定位为打造高端、专业人才的渠道。
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副主任、NPC代表甘华田:建议取消中考，实行十年义务教育。
消除中考，普及高中，避免升学竞争和低龄择业。“走出教育体制，从教育体制改革入手，是普及高中的必由之路。”甘华田认为，在制度设计上，可以通过调整课程和教材，将小学六年制改为五年制，初中三年制保留，高中三年制改为两年制。
同时，上小学的年龄推迟到7岁。“其实现在的6岁小学太早了，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发展。小学到高中10年基本义务教育的实施，只比现在的9年义务教育多一年，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这根本不是问题。更重要的是，实施10年义务教育的知识储备对大部分高校来说是足够的。”
实施十年义务基础教育改革，除了缩短学制，还必须体现和突出基础教育的“基础”。“应该限制课程和考试的难度，变现行的选考为标考，取消‘初升’的选考，把学习和考试压力推迟到高中阶段。这样，既能减轻初中生的升学考试压力，又能使初中生在德、智、体各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有利于青少年整体身心健康发展。”
甘华田认为，普及高中，给所有初中生同等机会完成普通高中学业，同样重要。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选择应该从初中阶段推迟到普通高等教育完成阶段，避免升学竞争和职业选择的低龄化。“等孩子心智更成熟了，再做选择。这样更符合青少年生长发育的自然规律，让更多有潜力的孩子做出自己的选择。"
改变中等职业教育的困境，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除了取消中考普及高中，实行十年义务教育制度，甘华田还建议改变中职教育的困局。
在多次走访调研中，甘华田注意到，随着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未来工厂企业需要的数控机床高级“蓝领”比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工人更多。然而，目前初中毕业后进入职业教育的学生知识储备不足，不能适应未来智能制造行业高级“蓝领”的要求，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
因此，甘华田认为，应该减少中等职业教育，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一方面，一些有条件的职业高中可以通过综合区位和环境因素转化为普通高中，为普及高中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可以加大国家对高职教育的投入，引入社会资本或与企业联合办学，改变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需求脱节、教育质量水平不高的状态。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阮世贞:建议缩短基础教育学制，取消中考分流。
一是建立“长延续、慢分流”的义务教育体系。调整基础教育学制，将12年制改为10年制，实施10年义务教育。即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3年。据此，取消中考，初中毕业后直接接受高中阶段义务教育，彻底解决初中毕业后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分流带来的社会焦虑和教育“内卷化”问题，形成小学、初中、高中的贯通学制，探索实施相应的一致性学校建设。同时，取消超级中学、示范中学等建设项目，在整体提升多校水平的基础上，鼓励集团化办学等实践探索，实现基础教育普遍覆盖和高质量均衡发展。
第二，探索“纵向衔接，横向顺畅”的通用职业整合机制。将直接面向就业的职业教育上移至高等教育阶段，将普通职业内容融入义务教育各学段，通过合并、转移、提升等方式，将现行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转为普通高中或升格为高等职业学校。对保留下来的历史悠久、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中等职业学校，实行“中高职”一体化职业教育模式。同时，探索高中阶段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阶段职业教育相互衔接机制，探索高等教育中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高等教育学分和学历互认机制，促进普通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胡伟；建议设置“综合高中”和“新高考”
普通高中和职高的“分流”被很多家长视为“分层”，加剧了中考竞争。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胡伟建议，加快综合高中建设，推进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融合，为有特长的高中生设立“新高考”，选拔高技能人才。
胡伟建议探索“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融合”的发展新模式，如设立“新型综合高中”，开设普通高中课程和技能课程，探索发展以特殊技能培养为主的特色综合高中。
“一方面强调文化科目的学习，另一方面强调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培养需要的技能型人才。”“一方面强调知识文化、学科学习，另一方面强调动手和可操作性，培养需要的技能型人才，把动手和动脑、学用结合起来”。
胡玮炜提出，现在的中等职业学校可以改造成综合高中；或者可以在现有高中扩大范围，覆盖到中职学校。
并建立健全职业教育高考制度——在推进高中与普通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同时，通过职业教育高考促进普通本科院校技能人才培养专业的招生，将职业教育高考建设成与普通高考同类型，充分扩大受教育者的选择权。尤其重要的是，职业教育高考要更加注重过程性评价和增值性评价，建立和完善多元评价体系。
胡伟认为，可以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如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先行先试，推进现有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合并重组，加快发展新型综合高中。国家有关部门在推进各地综合高中均衡发展的基础上，创造条件将高中阶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逐步取消中考制度和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分流的模式，实现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融合发展，让研究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有自己的培养轨道和发展轨道。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席、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副院长徐凌:加强政策支持，加大对公办高职本科院校的资金投入。
徐凌认为，从试点院校数量、专业数量和培养规模来看，高职本科教育正处于快速增长期。她建议，将高职队伍的“排头兵”纳入高职本科教育培养体系，加强政策支持，加大对公办高职本科教育机构的资金投入，进一步优化全国高职本科教育机构和专业布局，扩大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等行业试点高职本科教育学校数量，打造区域性高职本科教育示范高地。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学院院长郑亚力:明确中国特色高水平职业学校升级。
郑亚力认为，应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高水平职业学校的升级，即“双高”学校的升级和专业本科专业的举办，是本科职业教育发展的主渠道。这些学校办学基础好，实力强，类型和特色鲜明，能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
郑亚力表示，目前关于职业本科教育的政策法律已经完成顶层设计，关键是落实政策，推动有条件的专科职业院校升格或举办本科专业，提升和壮大职业本科院校的存量和增量。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中国职业教育学会副理事长苏华:政府、行业、企业、学校要协同育人。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中国职业教育学会副理事长苏华建议，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合作育人，由中央政府和各省市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地方高校升格为职业教育本科学校、转型为应用型本科学校的资金。
连续三年关注本科职业教育的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工业大学教务处主任王洪军，今年把目光聚焦在毕业生就业上。认为王洪军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尚处于发展初期，具有自身特色的专业名称与普通本科专业不一致，专业未纳入相应目录，导致专业本科毕业生在报名参加公务员考试和事业编制考试时无法通过资格审查。因此，他建议尽快将专业本科专业纳入公考目录。
来源:本报、中国青年报、中国经济周刊、中国教育报、四川观察、南方都市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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