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歌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滥觞。
《诗经》包罗万象，记录了远古时期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政权兴衰、劳动生产、祭祀燕飨、婚恋嫁娶等社会现象在《诗经》中都有描述和反映，而对于战争这一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的内容亦有不少诗篇加以记录和描写，这些诗篇不仅成为后世研究先秦时期征战历史的宝贵材料，更以其极高的思想价值和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而传唱千古。《诗经》中直接或间接反映战争的诗篇有30多首，若细细品来，便会发现其中一些篇章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审视战争的态度，这便是《诗经》战争诗中的官方视角与民间立场，其各自统御下的诗篇亦呈现出不同的审美风格。
《诗经》战争诗主要反映了周王朝时期的杀伐攻略。自周王朝兴起开始，便与毗邻的北方游牧民族经常发生摩擦；终周朝一代，西北戎狄频繁入侵，南方荆蛮间或离叛，山东诸侯亦不时作乱，对中央王朝构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
虽有文、武、成、康盛世威慑戎狄，有周公平叛、穆王伐戎以及宣王中兴，但周幽王还是被犬戎攻杀于骊山之下，强大起来的诸侯国亦时刻觊觎着京畿地区的丰腴土地与统领天下的权威。由此可见严峻的边患和无止无休的征伐成为周王朝时期重要的社会主题，战争自然被详赡、生动地反映在诗篇中。
首先来看《大雅·常武》、《大雅·江汉》、《大雅·皇矣》及《颂》诗中的一些篇目，这类诗篇多是对统治阶级、上层将领征伐武功的赞美。《大雅·常武》以激昂的文辞夸耀王师的兵强马壮与士气高昂，气势撼人心魄，《大雅·江汉》更是以不吝笔墨、近乎矫情的夸耀直陈功业的辉煌，这种 “主旋律” 式的风格体现在许多同类的篇章中，多是对君王、诸侯王、将领攻伐武功的歌颂。
诚然，这类诗歌更多的是出于政治需要，或出于仕宦之手，或经过史官乐官的润色加工，也由此可以发现，战争对于统治阶层，是建立荣耀与功绩的机会，记录并反映战争的诗歌必定会着力表现国力的强盛、胜利的辉煌、王师的威武与武功的浩大，这便形成了审视战争的官方视角，在此视角统御下的战争诗，呈现出壮丽雄浑的艺术格调，折射出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和审美要求。而反观保存在《国风》中的一些诗篇，诸如《邶风·击鼓》、《王风·扬之水》、《秦风·小戎》、《豳风·东山》、《豳风·破斧》等，这些诗篇的字里行间则散发着浓郁的离愁别绪与厌战悲苦。
且以《邶风·击鼓》为例，这首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是鲁隐公四年宋、陈、蔡、卫联合伐郑，这场统治阶级间的权谋利益之争给参战的士卒带来了灾难：“不我以归，忧心有忡”，面对国家强加给士卒的战争，“爰居爰处？爰丧其马？”战士们的心情糟糕到极点，因为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战争在民众心中毫无意义。厌战与畏死不是因为懦弱，而是战士们心中有家庭、妻子的牵挂，而这种柔情在随时会为不义之战送命的情境下更显温婉凄恻。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流传千古的诗句现在多被用于婚礼祝福，充满了喜乐与温馨，而当面临绝境、生死难料的士兵们在荒凉的郊外想起新婚时的情景，想起与爱人海誓山盟的这句誓言时，却是那样的苦楚与悲伤！“于嗟阔兮，不我活兮。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这近乎歇斯底里的哀号令人寸断肝肠，唏嘘落泪。这类诗篇代表了下层士兵、平民百姓们的呼声，战争对于他们来说，荣耀与胜利毫无意义，而死亡与流离，却能带来致命的打击与难愈的伤痛。
这类源自民间的战争诗，多是表达凄恻的相思、幽怨的愤恨与无边无际的怅然与伤感，这便是审视战争的民间立场，以其真挚深厚、感人肺腑的情蕴，呈现出悲伤的情调。不难理解，战争的胜利是要以无数士兵的牺牲作为代价的，而普通士兵大都来自平民百姓，广大民众对战争的体验无疑是悲苦深重的。
正义的抗敌也好，不义之战也罢，战争带给人民的永远是家庭的破碎、亲人的离散和生命的消亡。而作为统治阶层，他们眼中是权威与荣耀，功勋与利益，“一将功成万骨枯”，君王将领更在意丰功伟绩带给自己的流芳百世，无数死难士兵的亡魂只是他们通往成功的阶梯，这两种视角的分歧与对立可见一斑。
而且这种对立是恒久的，不只在《诗经》中有所体现，亦贯穿在历代与战争有关的文学作品中。梦回国强尚武的盛唐，虽有诸如岑参《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这样的诗篇彰显着帝国的气魄，亦有杜甫那催人泪下的《兵车行》，“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这或许是对这两种视角最完美的诠释。
官方视角下的战争诗难以在读者心中激起情感共鸣的波澜，而民间立场下的战争诗，质朴无华，感情真切，更能如实反映远古战争的真实面貌，更能使读者体味战争的艰险与无情。在此立场下形成的厌战思乡、戍人盼归等题材也深远地影响了后世战争诗、边塞诗的创作。
从这两个不同的角度去对比审视《诗经》中的战争诗及后世有关征战的诗篇，相信会有别样的感悟与体味。
《诗经》中的作品，内容十分广泛，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西周、东周、东周春秋中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
其中有些诗，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记载了后稷降生到武王伐纣，是周部族起源、发展和立国的历史叙事诗。有些诗，如《小雅•何草不黄》《豳风•东山》《唐风•鸨羽》《小雅•采薇》等写征夫思家恋土和对战争的哀怨；《王风•君子于役》《卫风•伯兮》等表现了思妇对征人的怀念。
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西周时期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痛苦和灾难。
【国风】
《国风》的艺术特色，在于许多诗篇来源于社会现实，直接抒写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不加粉饰。在表现方法上，运用赋、比、兴的手法。如《豳风·七月》、《郑风·溱洧》、《魏风·硕鼠》、《邶风·新台》、《周南·关雎》、《秦风·蒹葭》等篇，都用赋、比、兴的手法，歌咏景物，抒写情思，托物讽喻。诗人们或通过人物内心活动的描绘，或通过景物的烘托，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如《邶风·静女》、《周南·桃夭》、《郑风·女曰鸡鸣》、《卫风·硕人》等篇，都把人物刻画得形象鲜明，个性突出，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国风》中许多篇章的语汇多出于群众口语，具有准确、生动、鲜明的特点，富于表现力。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即指诗经·国风描写男女感情之事却不过分失当，是对诗经比较高的评价
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是华夏民族文艺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国风中的周代民歌以绚丽多彩的画面，反映了华夏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表达了他们对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
【小雅】
《诗经·小雅》中一部分诗歌与《诗经·国风》类似，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战争和劳役的作品。《诗经·小雅》中这一类作品，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反战诗”。因为诗中虽然表达了对于从军生活的厌倦，对和平的家庭生活的留恋，却并不直接表示反对战争，指斥那些把自己召去服役的人。诗中的情绪也是以忧伤为主，几乎没有愤怒。这是因为，从集体的立场来看，从军出征乃是个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即使这妨害了士兵个人的幸福，也是无可奈何。这一特点，在《卫风·伯兮》中看得更清楚。《诗经··小雅》的内容十分广泛丰富。它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其他诗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开了当时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的形象画卷。《诗经·小雅》中，不仅描述了周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特殊的文化形态，而且揭示了周人的精神风貌和情感世界，可以说，《诗经·小雅》是中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奠定了中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
十五国风、十王风
《诗经》中的“国风”本是乐歌，本来是那个时代的通俗文学，经过孔子整理，到汉代被儒家奉为经典并加以解释之后，就化俗为雅了。周朝有许多民间歌谣，这些歌谣的作者大都是平民。据说这些诗歌经过专人采集后，由掌管音律的乐官、太师修正、加工，再演奏给天子听，以观风俗，知得失，这就是《 诗经》中的十五国风。
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 区的乐调。国是地区、方域之意。十五国风160篇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周南、召南、豳都是地名，王是指东周王畿洛阳，其余是诸侯国名，十五国风即 这些地区的地方土乐。国风中，豳风全部是西周作品，其他除少数产生于西周外， 大部分是东周作品。
国风中的作品，更多针对战争徭役，婚姻恋爱等生活抒发诗人 的真实感受，在对这些生活侧面的具体描述中，表现了诗人真挚的情感，鲜明的个性和积极的生活态度。
王风
王，是“王畿”的简称，即东周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大致包括今河南的洛阳、偃师、巩县、温县、沁阳、济源、孟津一带地方。“王风”就是这个区域的诗。
东周王朝失去了原来的宗主地位，对诸侯国非但无力控制，而且要受到强大诸侯国的欺凌，领土日见削减。然而在春秋之初，周王朝还不免要摆出一副天子尊严的架势，对所谓“无礼”的诸侯国进行征伐，但可悲的是，总是以失败告终。
正因为东周王朝前期征伐频繁，又加上大贵族集中，生活奢侈，所以不得不加重对自己统治区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在沉重的兵役、劳役、经济负担之下，造成不少旷夫怨女和流浪汉，人民普遍地感到生活一天天下降，大大不如东迁以前了。“王风”的十首诗歌中，大部分就是反映人民的这种痛苦呻吟和怨恨的。
“王风”与“周南”来源地部分相同，但它们的曲调是不同的。编入“王风”的是东周王畿的土乐，编入“周南”的则是受“南音”影响的外来乐。
“王风”共有十首 ： 黍离君子于役君子阳阳 扬之水中谷有蓷兔爰葛藟采葛大车丘中有麻。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
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
不我以归，忧心有忡。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词句注释 镗（tāng）：鼓声。其镗，即“镗镗”。
踊跃：双声连绵词，犹言鼓舞。兵：武器，刀枪之类。
土国城漕：土：挖土。城：修城。
国：指都城。漕：卫国的城市。
孙子仲：即公孙文仲，字子仲，邶国将领。平：平定两国纠纷。
谓救陈以调和陈宋关系。陈、宋：诸侯国名。
不我以归：是不以我归的倒装，有家不让回。有忡：忡忡，忧虑不安的样子。
爰（yuán）：哪里。丧：丧失，此处言跑失。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哪里可以住，我的马丢在那里。于以：在哪里。
契阔：聚散、离合的意思。契，合；阔，离。
成说（yuè）：约定、成议、盟约。于嗟：叹词。
活：借为“佸”，相会。洵：久远。
信：守信，守约。白话译文 击起战鼓咚咚响，士兵踊跃练武忙。
有的修路筑城墙，我独从军到南方。跟随统领孙子仲，联合盟国陈与宋。
不愿让我回卫国，致使我心忧忡忡。何处可歇何处停？跑了战马何处寻？一路追踪何处找？不料它已入森林。
一同生死不分离，我们早已立誓言。让我握住你的手，同生共死上战场。
只怕你我此分离，没有缘分相会和。只怕你我此分离，无法坚定守信约。
作品鉴赏 文学赏析 这是一篇典型的战争诗。诗人以袒露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宣泄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
作品在对人类战争本相的透视中，呼唤的是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细节幸福的获得。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是对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关 怀的阐释，是先民们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树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标。
《毛诗序》云：“《击鼓》，怨州吁也。”郑笺以《左传·隐公四年》州吁伐郑之事实之。
姚际恒《诗经通论》以为“与经不合者六”，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之事，在卫穆公时。今以为姚说较《毛序》为合理，姑从姚氏。
第一章总言卫人救陈，平陈宋之难，叙卫人之怨。结云“我独南行”者，诗本以抒写个人愤懑为主，这是全诗的线索。
诗的第三句言“土国城漕”者，《鄘风·定之方中》毛诗序云：“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居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
文公营楚丘，这就是诗所谓“土国”，到了穆公，又为漕邑筑城，故诗又曰“城漕”。“土国城漕”虽然也是劳役，犹在国境以内，南行救陈，其艰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承“我独南行”为说。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犹之可也。
诗之末两句云“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叙事更向前推进，如芭蕉剥心，使人酸鼻。第三章写安家失马，似乎是题外插曲，其实文心最细。
《庄子》说：“犹系马而驰也。”好马是不受羁束、爱驰骋的；征人是不愿久役、想归家的。
这个细节，真写得映带人情。毛传解释一二句为：“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
把“爰”解释为“或”，作为代词，则两句通叙营中他人。其实全诗皆抒诗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两章文情哀苦，更为动人。
第四章“死生契阔”，毛传以“契阔”为“勤苦”是错误的。黄生《义府》以为“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是正确的。
至于如何解释全章诗义。四句为了把叶韵变成从AABB式，次序有颠倒，前人却未尝言及。
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应该是：执子之手，与子成说；死生契阔，与子偕老。这样诗的韵脚，就成为ABBA式了。
本来“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是“成说”的内容，是分手时的信誓。诗为了以“阔”与“说”叶韵，“手”与“老”叶韵，韵脚更为紧凑，诗情更为激烈，所以作者把语句改为这一次序。
第五章“于嗟阔兮”的“阔”，就是上章“契阔”的“阔”。“不我活兮”的“活”，应该是上章“契阔”的“契”。
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会也。”“于嗟洵兮”的“洵”，应该是“远”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阔”的“阔”。
“不我信兮”的“信”，应该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说”而言的。两章互相紧扣，一丝不漏。
“怨”是《击鼓》一诗的总体格调与思想倾向。从正面言，诗人怨战争的降临，怨征役无归期，怨战争中与己息息相关的点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个生命的丢失。
从反面言，诗作在个体心理，行为与集 体要求的不断背离中，在个体生命存在与国家战事的不断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实幸福对战争的残酷的不断颠覆中，流显出一份从心底而来的厌战情绪。这一腔激烈的厌战之言，要争取的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细节中的切实幸福 名家点评 《毛诗序》：《击鼓》，怨州吁也。
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
孔颖达《诗疏》：怨者，情所恚恨。……经五章皆陈兵役之怨辞。
……当往之时，不于我以告归期，不知早晚得还，故我忧心忡忡然，忧不得归也。钱钟书《管锥编》：《笺》：“从军之士，与其伍约：‘死也、生也，相与处勤苦之中，我与子成相说爱之恩’。
志在相存救也；‘俱老’者，庶几俱免于难”；《正义》：王肃云：“。
诗经》存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三部分。
另有6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有目无辞。《风》也称《国风》，你所说的国风指的就是这个风 从大体的诗歌内容来分，是这样的：《风》有十五国风，是出自各地的民歌，这一部分文学成就最高，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
《雅》分《大雅》、《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多为贵族祈丰年、颂祖德的诗歌。
《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
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颂》中的诗歌，对于我们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孩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后来，《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及《五经》（无《乐》）之一。从思想内容来看：《诗经》思想内容广阔，主要反映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社会生活，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表现恋爱、婚姻题材的婚恋诗。
这类诗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同时也是全书中写得最为精彩的部分。或写男女子相爱时的和谐欢乐，失恋时的痛苦忧伤，赞扬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和勇敢追求，如《关雎》、《静女》、《蒹葭》、《柏舟》等。
或写爱情和婚姻的不幸，表现女性在当时社会所受迫害、凌辱及被遗弃的痛苦，如《日月》、《谷风》、《将仲子》、《氓》等。二是描写农业生产的农事诗。
这类诗也很多，有的赞颂农业成就，夸耀田土广大、农夫众多、收获丰盛，如《周颂》中的《臣工》、《隐嘻》、《载芟》、《良耜》、《噫嘻》等；有的描写欢快的劳动场面，如《周南·芣苡》；有的描写劳动生活的繁忙，如《豳风·七月》等。三是关于战争和徭役的征役诗。
这类诗主要表现战争和徭役给民众带来了沉重灾难和痛苦，或以征夫之口出之，或以思妇口吻言之，写来都感情真挚，声调凄楚，情节悲惨，如《东山》、《东方未明》、《何草不黄》、《君子于役》等。也有少数表现爱国思想的作品，如《秦风·无衣》、《鄘风·载驰》、《小雅·采薇》等。
四是颂歌。这类诗大都出自公卿列士或乐官之手，在三《颂》中保存最多，《雅》诗中也有不少。
有的颂帝王歌天命，为周王统治的合理性寻求神学依据，如《维天之命》、《文王》；有的颂战功扬王威，如《殷武》、《江汉》；有的颂宴饮赞嘉宾，如《鹿鸣》、《南有嘉鱼》等。五是反映社会矛盾、揭露批判现实的怨刺诗。
这类诗主要存于《雅》诗和《国风》中，带有乱世的鲜明印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4b893e5b19e31333332643332记。“二雅”中的怨刺诗多为公卿列士的讽谕劝戒之作，的借古讽今，如《荡》、《正月》。
更多的是针砭时弊，指斥昏君，如《民劳》、《板》、《荡》。还有一些以斥责奸佞为主题，如《巷伯》、《正月》等。
《国风》中的怨刺诗多出自民间，更直接地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其内容更深广，怨愤更强烈，讽刺也更尖刻，具有更激烈的批判精神，如《硕鼠》、《伐檀》、《新台》、《南山》、《黄鸟》。
六是周民族的史诗。《大雅》里保存了五首古老的周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以粗线条较完整地勾画出周族发祥、创业、建国、兴盛的光辉历史。
远古传世的史诗极少，此组诗显得格外珍贵。艺术风格：《诗经》的艺术特点。
[1]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赋：铺叙直陈。
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打比方。
兴：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
这三者常常综合使用。[2]句式和章法。
《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节拍的四言句带有很强的节奏感，是构成《诗经》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
四字句节奏鲜明而略显短促，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读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舒徐和缓。《诗经》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不仅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而且在意义表达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诗经》中的重章，许多都是整篇中同一诗章重叠，只变换少数几个词，来表现动作的进程和情感的变化。叠句，有的在不同诗章里叠用相同的诗句，如《豳风。
诗经分为风、雅、颂；风主要是各国民间的诗歌像秦风无衣这样的，雅有小雅、大雅，是贵族宫廷诗歌、颂主要是祭祀用的诗歌 附：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bèi〕、鄘〔yōng〕、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kuài〕、曹、豳〔bīn）） 《诗经》风、雅、颂的分类，主要是从音乐入手。
风，即乐调。《左传•成公九年》载晋侯见楚囚钟仪，“使与之琴，操南音。
……乐操风土，不忘旧也”。所谓“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
国风，即是汇集各地的地方土乐。《周南》、《召南》列于国风之中，应是两个地方的土乐，但其命题不同于其它国风。
于这一点，历来有不同的理解。王质在其《诗总闻》中明言：“南，乐歌名也。”
当代学者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文学史简编》中说：“南是南方的民歌。……这个‘南’字，不但指方向，也是乐器名（就是‘ ’字）”。
我们一般认为“南”字是方位词，《周南》、《召南》作为《诗经》中的民歌，它反映的应是那个时代某些南方地域的土乐，与其它国风的性质一样，但既然如此，为何其名为《周南》、《召南》而不是《*风》呢？ 据史料记载分析，西周初年，周公姬旦和召公姬是分陕而治的。姬旦长住东都洛邑，统治东方诸侯，姬奭长住西都镐京，统治西方诸侯。
周南是当时周公统治的南方流域，召南是召公统治的南方流域。《周南》、《召南》屡次提到长江、汉水、汝水，可以证明“二南”（注：周南、召南）是包括着长江、汉水、汝水流域的诗歌。
既然是诗乐，那就是南音了。因而，《周南》、《召南》可以说是《周南风》、《召南风》的省称。
“二南”作为南方民歌，其地域性还可以从十五国风整体的地域特征来作进一步的论证。十五国风大都是流行各地的土风歌谣。
不过，纵观全局，却不见有“楚风”，似乎不曾辑有楚地歌谣，古人因此以“楚风”“不得与十五国风并录于《经》而为楚憾”。实际上，这“二南”民歌也就是楚地歌谣。
《周南•汉广》毛传即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流域。”这说明《汉广》就是江汉流域的诗歌。
元人祝尧在《古赋辨体》中也说明：“江汉皆楚地，盖自王化行乎南国，《汉广》、《江有汜》诸诗已列于‘二南’、‘十五国风’之先。”清人何天宠则进一步强调：“楚何以无‘风’，后儒以为删诗不录‘楚风’，非通论也。”
据《水经注》引《韩诗序》云：“‘二南’其地在南郡和南阳之间。”这块地域，包括今天的河南南阳、湖北襄阳、宜昌、江陵、武汉一带，这正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腹心地区。
所以“二南”诗篇，应多是产于这一地的楚歌谣。而《诗经》对于产生于楚地的《周南》《召南》在编定时为何不标明为“楚风”呢？其原因可能是楚国在西周初年尚且是江汉流域一个“土不过同”的小邦，至春秋中叶方壮大到据有整个江汉流域乃至半边天下，因而，周朝乐官在编订《诗经》之始，就只是将这些南方歌谣加以编订而分称为“周南”“召南”，并且在《诗经》最终成书时也一直沿用这一称呼而未作修改。
以上从地域位置对《周南》《召南》的地域特色作了分析，下面再来看诗歌的内容。《周南》《召南》中的许多歌谣，不仅记南方之地，写南方之物，而且鲜明地反映了江汉流域的民俗风情，初步显示了南方楚歌的特色。
“二南”共有诗歌25首，其中较多的是用于祀典或礼俗活动的仪式歌，这是因为春秋中叶以前南方楚地远没有中原那样开化，民风朴野，其俗尚尊鬼神且好祠的缘故。《周南•桃夭》，就是一首古老的礼俗活动的仪式歌：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蒉其实。
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
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古往今来，解说《诗经》者，大都认为这是一首描写婚姻情景、祝贺女子出嫁的歌谣。
其实从原始歌谣的产生和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看，这首祝福歌谣最初应是一首祀典祭歌，可以说是“一首以桃为图腾的群体的祭祀礼辞”。（注：张岩.简论汉代以来《诗经》学中的失误.文艺研究，1991年第1期）而桃，作为一种“图腾”是完全可以考证的。
图腾主义的起源和母性崇拜是分不开的。在母系氏族社会时代，妇女受到尊重与崇拜，其生殖、蓄衍关系到整个氏族的生存，而对“生殖”却是充满着神奇和神秘，这便是妇女受崇拜的原因。
妇女怀孕的原因是什么，无从解释，于是妇女们自己也觉得这是由于某种机会，遇到某种动物或植物，或其它无生物，无意间有动于心便使自己怀孕了。因此生下的婴儿，便以这种物体命名，而名与实是不分的，这物件便成为这一氏族的图腾。
孙作云先生在《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指出：“所谓图腾，就是原始人所崇拜的某种动物、植物、无生物或自然现象；他们认为这些神物是他们的祖先、保护者。”也就是说，作为图腾，一般具有生殖、崇拜、保护等要素。
《桃夭》三章歌辞的前两句，都是对桃的热烈礼赞。而桃在先秦时代是江淮流域常见的生长茂盛的植物，与楚地先民的生活十分密切，也被当地的人们所崇拜。
据《春秋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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