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家作品： 《毛诗序》是我国古代诗论的第一篇专著。
它是汉代学者综合先秦儒家相当时经师关于诗乐理论而写成的。它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需要，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儒家传统文论的若干理论原则。
这些原则，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对古代文论及文学创作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理论意义十分重大。《诗大序》是先秦到两汉儒家诗论的总结。
《大序》进一步阐述了诗歌言志抒情的特点和诗、乐、舞的相互联系；《大序》突出强调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大序》肯定了时代和政治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毛诗序》的作者，历史上说法不一，较多的学者相传，是汉人毛苌所撰《诗毛氏传》在首篇国风《关雎》题下的一篇序言。
我们知道，汉人传《诗》者有四家：韩、鲁、齐、毛。前三家属儒家今文学派，毛诗则属儒家古文学派。
今三家诗均佚，而毛诗独传。毛诗对《诗经》各篇都有说明，后人称之为《毛诗小序》，而在开头第一篇《关雎》之下，则有较长的一段文字。
从“《关雎》，后妃之德也”起到“用之邦国焉”止，是说明《关雎》篇的，称为“小序”。自“风，风也”起到篇末，总论诗歌理论，提出文学上的许多根本问题，称为“大序”，故《毛诗序》又有《诗大序》之称。
二、《大序》的主要内容 1.关于诗歌本质的认识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这里不仅继承了前人“诗言志”和诗、乐、舞三者密切结合的观点，而且进一步指出这三者的核心在于言志抒情。应该说，诗的“言志”与“抒情”，都是集于中而发于外，是诗人内在思想感情的艺术表现。
但“情”与“志”又不能完全等同。因为“志”大多经过规范的理性思考，而“情”则是感性的，大多是未经规范的自然本质。
对诗歌来说，只谈理性是不够的，是不符合形象思维的特征的，必须“志”与“情”同时萌发，形之于言，才是全面的、符合创作实际的，因而也是说出了诗歌的本质特征的。《毛诗序》将“情”与“志”并重提出，这种对文学艺术情感待性的重视，说明了人们对文学艺术的待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同时，也为以后人们进一步正确认识、揭示诗歌创作的本质特点奠定了基础。《毛诗序》虽然肯定了“情”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这种肯定是有限度的。
那就是，“情”与“志”相比，“情”是第二位的，“志”才是至关紧要的。在“情”与“志”发生冲突时，没有经过封建道德规范之“情”必须用经过封建道德规范之“志”来约束，这就是“发乎情，止乎礼义”，把感情也纳入封建政治伦理道德的规范，使人的性情不超出“礼义”的标准。
也就是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欲，非礼勿言”。《毛诗序》的作者，在封建道德规范的基础之上，将“言志”和“抒情”统一起来，明显烙有封建时代统治思想的印记。
2.关于诗歌社会作用问题的论述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毛诗序》的作者继承了孔子的观点而又有所发展，它进一步在理论上明确了诗歌创作为政治服务的两种形式；“上以风化下”和“下以风刺上”。
在这两方面中，作者偏重的是“上以风化下”的教化作用： 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邦国焉。
……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这就明确地告诉人们，统治者可以而且应该利用文艺的作用来达到宣传、教化的目的。
可见，作者将文艺的教化作用看作是文艺的根本目的。但另一方面，作者也不得不承认，下层百姓在穷苦无告时，也可以利用诗歌来“刺上”。
臣民对政治或社会现实有所不满，可以把诗歌作为讽刺的工具，对统治者进行劝谏，促使统治者改良政治或改正过失。不过，这种“刺上”是有条件的，这就是“主文而谲谏”，即是用隐约的言辞劝谏而不直言其过失，必须委婉曲折，注意方式方法。
和诗歌的社会作用密切相联系，作者认为，从一个时代的诗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政治得失，也就是诗歌的认识作用的问题。换句话说，诗歌是社会政治的一种反映。
这就是文中所说的：“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个观点，无疑是作者在分析、研究了大量的诗歌作品的基础之上，所得出的比较正确的结论。
3.总结了诗歌的体裁和表现手法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就是著名的“六义”说。
“六义”，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只不过不叫“六义”而称“六诗”。后来孔颖达《毛诗正义》疏解：“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用彼三事，成其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也就是说，风、雅、颂是《诗》的体裁，而赋、比、兴则是《诗》的表现手法。在《毛诗序》中，作者着重谈的是风、雅、颂。
它认为“风”是通过个人抒情言志反映一个地区的政教和风俗。
们的是诗歌抒发的情感必须是一种真实的情感，是诗人内心的一种不可抑制的情绪冲动，而不是堆砌词藻，不是无病呻吟。
他还说：“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
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即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
‘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
他明确指出：诗歌以真实情感为主，不是以用典为贵。创作的目的是表达诗人的真情实感，而滥用典故则会妨害真实感情的表达，他认为诗人只要把自己的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想如实地表现出来，就能取得好的艺术效果。
钟嵘在《诗品序》中评颜延之时曾引汤惠休的话说：“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他对许多诗人受时代风气影响，追求文辞藻饰之美，而忽视自然之美，是很不满意的。
他评张华诗云：“其体华艳，兴托不寄。巧用文字，务为妍冶。”
又评陆机诗云：“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谢灵运诗中有许多清新自然的生动描写，例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林壑敛瞑色，云霞收夕霏。”
（《石壁静舍还湖中作》）等。钟嵘对谢灵运这样具有自然清新特点的诗歌创作，在肯定优点的同时，也批评其过于繁富、细密。
诗大序：《毛诗》在首篇《关雎》的“小序”之后，从“风、风也”句开始，概论全经的大段文字为“大序”。
（据孔颖达《毛诗正义》说）大序阐述了诗歌的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手法和社会作用，堪称先秦儒家诗论的系统总结。它进一步阐明了诗歌言志抒情的特征和诗与音乐、舞蹈的关系，明确揭示了诗歌音乐和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把《诗经》的分类和表现手法概括为“六义”说，特别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这些思想对古代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诗序》中提出了“六义”、“正变”、“美刺”等说。
“六义”之说承《周礼》的“六诗”而来，其中的“风”、“雅”、“颂”一般认为是诗的类型，“赋、比、兴”被认为是诗的表现方法。“六义”的提出，把《诗经》的学习和研究推进了一步。
“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段话对于诗与志、志与情的关系以及诗歌的艺术特征提出了精深的见解，并涉及诗歌和时代以及政治的关系，肯定了吟咏性情的诗歌，有很大的教化作用，丰富了所谓“诗教”的内容。
而后代儒家对《诗经》的附会曲解，也往往从这里生发出来。“大序”又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认为天下大乱就会产生怨刺的诗歌，政治的清明与黑暗，决定诗歌的“美”“刺”内容。这种说法有它的合理性，美刺精神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比兴传统的确立，对后代诗歌创作和批评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
但《诗序》作者把《诗经》当作“谏书”，千方百计赋以“美”、“刺”的意义，而其所言“美”、“刺”，又缺乏一定的标准，往往自相□牾。后来郑玄按《诗序》的说法，将《国风》、二《雅》265篇划分为“正”诗59篇，“变”诗206篇，并无确切依据，以致造成了很多附会。
《诗序》对《诗》305篇作了不少穿凿附会的解释，致使许多诗篇的本义被掩盖了，这是它的缺点；但《诗序》毕竟是先秦至汉代儒家诗说的总结，有一部分解说和其他先秦古籍有关记载可以互相印证，确有依据，应当区别对待。后来郑樵作《诗辨妄》，朱熹作《诗序辨说》，对《诗序》的解说多所诘难。
《诗》大、小“序”附载于《毛诗》，单行本甚少，仅见几种。《诗序》，不分卷，4册，旧题周代卜商撰，明刊古文本。
《小序》1卷，题卜商述，明钟惺辑，《古名儒毛诗解十六种》本。《诗序》1卷，附《诗集传音释札记》1卷，元庐陵罗复辑，刊本。
另外，清象山姜炳章撰有《诗序广义》24卷，嘉庆遵行堂刊本（以上二种均杭州丁丙八千卷楼旧藏）。清武威张澍撰有《小序翼》27卷，原稿本。
诗大序是两汉时期诗学的重要文献，是对于儒家“诗言志”学说的较为系统的
阐发和总结。
何谓“诗大序”？诗大序也称为毛诗序。先秦典籍被秦火焚烧后所剩无几，《
诗》靠口耳相传得以行。汉初传《诗》者分四家，即鲁之申培生、齐之辕固、燕之
韩婴、鲁人毛亨传毛苌。分别称作鲁诗、齐诗、韩诗、毛诗。鲁、齐、韩“三家诗”
今已亡佚，独毛诗传世。《毛诗传笺》，是东汉大儒郑玄对于毛诗的笺注。汉儒说
诗往往断章取义，后人戏之为毛瞎子（毛公）、郑呆子（因郑玄为毛传作笺），但其保
存、整理之功不可抹煞。后人有诗曰：“诗人只爱西昆好，但恨无人作郑笺。”以
后，又有疏，传是对原诗的解释，笺是对于传的解释，疏是对于笺的再解释，如《
毛诗正义》，毛亨传，郑玄笺，唐人孔颖达疏。其中有大序、小序之说，小序是列
在各诗之前，解释各篇主题的文字，传为子夏、毛公所作；大序是指《关雎》小序
之后，从“风，风也”开始的文字。《大序》的作者，郑玄认为为子夏（子夏，公
元前507-前400年。卜商，字子夏。春秋卫人，孔子弟子。长于文学，相传曾讲学
西河，序《诗》传《易》，为魏文侯师。）所作，朱熹以后都认为是卫宏所作。东
汉卫宏可能是最后的辑录、写定者。
“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这段话对于诗与志、志与情的关系以及诗歌的艺术特征提出了精深的见解，并涉及诗歌和时代以及政治的关系，肯定了吟咏性情的诗歌，有很大的教化作用，丰富了所谓“诗教”的内容。而后代儒家对《诗经》的附会曲解，也往往从这里生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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