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极为丰富，百家争鸣，以儒家、法家、道家为代表。
儒家首先提出人性本善的基本假设，进而提出仁政、德治、礼制的管理方法，最后提出要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管理目标。
法家首先提出人性本恶的基本假设，进而提出法制、刑治的管理方法，最后提出要达到崇君权和富国强兵的管理目标。
道家首先提出人性自然的主张，进而提出无为而治的管理方法，最后指出要实现的管理目标是至德之世。
归纳起来, 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组织方面的管理思想:
《周礼》一书是儒家经典之一,书中搜集周王室官制,将周代官员分为天、地、春、夏、秋、 冬等六官,以天为最高职,六官分360职,各有职掌,层次分明,职责清楚。
在劳动组织方面,我国古代有许多伟大工程,如秦代名将蒙恬征募30万人修筑万里长城;隋炀帝动员近百万民工开拓大运河。这些浩大工程的建成,都是古代管理思想在劳动组织上实践的范例。在春秋战国时代,墨子就提出过“劳动过程分工” 的思想,他说: “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 然后墙成” 。元代董抟霄提出“百里一日运粮术” 的具体做法,其中讲到“人不息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 ,可减少不必要的停留时间,缩短操作过程,提高工作效率,这种办法符合现代流水作业原理。
经营方面的管理思想:
管子是春秋初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提出的经营思想主要有:
(1)经营管理要顺应事物自身的客观规律。认为一切社会活动均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如若逆之,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
(2)强调和气生财,即处理好人际关系;认为“上下不和,虽安必危”。
(3)办事要守信誉。主张“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 有国者之大禁也”
(4)办事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认为“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主张办一切成,不求不可得”。
(5)主张办一切事情必须统筹谋划;提出“事无备则废”、 “以备待时”的观点,其中,许多论点成为后世政治家、理财家的行为准则。
司马迁是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史记 ·货殖列传》是一篇有名的经济论著, 它使我国古代治生的管理思想有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司马迁的“自然之验”论,是其经济管理的基本思想。他肯定了 “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等社会生产和流通活动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认定发展商品经济,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和求富要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这也是他的“自然之验” 的基本思想。司马迁对发展商品经济的研究,已突破了传统封建经济思想的局限,表现出了他的管理思想的历史进步性和非凡的理论创造力。
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老子在《道德经》中讲过 “城中有四大, 而人居其一焉”。“四大”指道、天、地、人。可见, 老子十分重视人的因素。《管子》中明确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国易治,民贫则国难治。民富则其安乡重家,敬上畏罪,故国易治; 民贫则危乡轻家,犯上犯罪,故难治也”。
在用人方面,我国素有“选贤任能”、 “任人唯贤” 的主张及 “禅让制度”。在《尧典》中, 就记述了尧、舜的禅让事迹。在重视人才方面,墨子主张“不辨贫富、贵贱、远近、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
这些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比西方著名的霍桑实验中提出的人本思想在时间上要早2000多年。
利器:
这是提高效率的最有效的办法。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远古时代火的发现，西汉时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的运用，东汉和三国时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的推广，都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这些都说明了利器的重要性。鸦片战争时期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目的就是为了利器，从而振兴国家。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技术革命就是在今天也有很积极的意义。可见利器对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性。
谋略:
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无论是在治国还是治生方面，我们都必须讲究谋略，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一味地不加思索的做事只会带来不良的后果。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诸葛亮的空城计算是运用谋略的典范，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平衡使用力量，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转败为胜。
宋朝的丁谓奉命修复被焚毁的皇宫，必须从很远的地方运输土石和建材，为了节省人力和才力，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然后用船运输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见一项正确的决策和谋略对于事情的成功是多么重要。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极为丰富，百家争鸣，以儒家、法家、道家为代表。
儒家首先提出人性本善的基本假设，进而提出仁政、德治、礼制的管理方法，最后提出要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管理目标。
法家首先提出人性本恶的基本假设，进而提出法制、刑治的管理方法，最后提出要达到崇君权和富国强兵的管理目标。
道家首先提出人性自然的主张，进而提出无为而治的管理方法，最后指出要实现的管理目标是至德之世。
扩展资料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自己的思想本色。儒家思想基本分为“内圣”与“外王”，即个人修养与政治主张两类（值得商榷）。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的另类。在先秦诸子诸家当中，唯独法家的思想，是必须献出性命来实践，流出鲜血来祭奠，是血染的思想。这里面流血的、付出生命的，不但有当时许多有罪或者无辜的贵族和贫民，还有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比如商鞅和韩非。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具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
道家主张“齐物”“逍遥”，对万物的态度是“无所恃”。
家以“道”为核心，认为大道无为、主张道法自然，提出道生法、以雌守雄、刚柔并济等政治、经济、治国、军事策略，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诸子百家”中一门极为重要的哲学流派，存在于中华各文化领域，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儒家
百度百科-法家
百度百科-道家
一． 以人为本
以"人道"代替"天道"，相信人的智慧和力量，重视人的价值和地位，考虑人际和谐，善于运用人的智慧和计谋等。
二． 以德为先
优秀的品格因素会给领导者带来较大的影响力和树立良好的威信，使下属产生敬重感，作为学习的榜样。
三． 中庸之道
中庸在《礼记.中庸》中解释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程颐的解释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朱熹则解释道："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中庸之道运用于管理中包括以下几方面观念：
1. 凡事要适度：中庸之道反对处事走极端，主张任何事情要遵循一个适当的"度"。
2. 统一把握好矛盾的双方：从事物对立的两方面找出解决的问题的答案。即所谓"执两用中"，这样就能统一考虑到矛盾中对立的两极，不至出现偏颇，在对立面的互补中取得一种整合效应。
3. 掌握灵活多变的原则：要能衡量事物的情势相应的变通。
4. 保持矛盾双方的协调：《礼记.中庸》中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的目的是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但和并不是无原则的和。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同的东西和谐地配合叫做和，和的各方面有所不同；相同的东西相加叫做同，同的各方面之间完全相同。由此看出孔子反对在管理中人云亦云，盲目附和，而是追求一种有原则的协调与和谐。
四． 无为而治
"无为"是道或天道的一项重要属性，并非无所作为。《老子》中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人道要效法天道，就管理者来说，"无为"是指人适应自然，自觉服从客观规律的管理行为过程。道家的管理宗旨就是通过"无为"，最后达到"无不治"的管理效果。具体说，"无为而治"在管理实践中的作用有：
1."无为"可以减少管理的心理阻力，避免引起反感。道家认为，以智取天下，别人还之以智；以力为出发点，别人还之以力。《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治天下者机智巧诈，被管理者反而因之作奸作伪。因此，在管理中不人为破坏自然规则，顺应自然，就能够防止下属出现心理抵触，使下属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管理要求，实施有效管理。
2."无为"可以减少冲突。道家认为，过分的利益引诱，回导致相互争斗。管理者既要满足下属的合理需求，又要防止贪欲带来损害。"圣人为腹不为目"，主张生活简单，反对追求官能享受。管理者"无为"，"清心寡欲"，即不过分注重利益，就会有利于管理。
3."无为"可以充分发挥组织机构的作用。老子有句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夫烹小鱼者不可扰，扰之则鱼碎；治大国者当无为，为之则民伤。"在组织中一旦建立起稳定的组织机构，明确各自的分工职责，就应充分发挥其作用。管理者应适当超脱，避免主，随意决策，不干扰日常的管理工作。这样就能达到"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的境界。
道家"无为论"其实是最优管理原则。从正面看：无为而治主张实行开明，自由，各司其职；从方面看：无为而治是反对蛮干妄为，粗暴干涉。
五. 以和为贵
"和"既是"和谐"，"协调"的意思，也有"合作"的含义。和谐是管理成功的标志，是管理追求的理想境界。
兵法讲得更明确："上下同欲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前两者是讲内部关系和谐，后者是指审时度势，把握战机，不是绝对不打，而是要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日本企业经营战略专家上野明概括成功企业的特征时说："不单纯重视‘和为贵'的想法，而且重视‘和而不同'的想法。下级对上级能坦率提出反对意见，上级能谦虚地倾听部下的反对意见的厂风，是优秀企业的共同点。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
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
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1、儒家的管理思想也就是仁政德治论。等到最后提出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管理目标。儒学是一种以人为文明核心为主体的思想。
2、法家的管理思想也就是法制刑治论。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
3、道家的管理思想也就是无为而治论。认为要实现的管理目标是至德之世。强调无为而治，道法自然。
扩展资料
产生背景：
在古代社会的长期历史进程中，人们对管理实践的思考处在不自觉的状态中，对管理的具体问题与具体环节﹑方法等方面，提出了很多见解，记录下了许多成功的管理经验和方法，从而形成了丰富的古代管理思想遗产。
然而，这些管理思想是分散零碎的，缺乏理论的分析和概括，更谈不上思想体系。
直到19世纪后期，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与科学技术飞跃进步的推动之下，管理问题得到重视和关注，对管理实践的观察研究和总结不断发展，使人们对管理的认识不断系统与深入，管理思想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进而使管理成为一门学科。
管理学的产生，使管理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管理思想史正是以不同社会阶段管理思想的演进过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探索其发展规律。
从学科的角度来说，管理思想史是研究和揭示人类管理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
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既包括管理实践，又包括管理思想、管理理论，以及管理实践与管理思想、管理理论的辩证关系，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与管理思想演变的相互关系等。
管理思想史不但对各个行业的管理者都有意义，同时也是我们吸收国外管理科学成果的有效途径，学习管理思想史更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全面素质。
古代管理思想：
1、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2、国外管理思想
3、古代管理思想
特点：内容丰富，包罗万象、主要是对经验的直观论述和说明、其论述是分散零碎的。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管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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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德经》老子
《道德经》，春秋时期老子（李耳）的哲学作品，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
道德经分上下两篇，原文上篇《德经》、下篇《道经》，不分章，后改为《道经》37章在前，第38章之后为《德经》，并分为81章。
《道德经》文本以哲学意义之“道德”为纲宗，论述修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而多以政治为旨归，乃所谓“内圣外王”之学，文意深奥，包涵广博，被誉为万经之王。
《道德经》中包含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印证，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对传统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管理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
2、《孙子兵法》孙武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早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约2300年，被誉为“兵学圣典”。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军事管理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
3、科学管理理论 泰勒
科学管理 （Scientific Management)的创始人是弗里·温斯洛·泰勒。泰勒的科学管理，是针对传统的经验管理而提出的，其中心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现代经管教育把科学管理概括为：科学，而不是单凭经验办事；和谐 ，而不是合作；合作，而不是个人主义；以最大限度的产出 ，取代有限的产出，每人都发挥最大的工作效率，获得最大的成功，就是用高效率的生产方式代替低成本的生产方式，以加强劳动力成本控制。
4、一般管理理论 法约尔
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是现代经营管理之父－－亨利·法约尔在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中阐述的管理理论。
法约尔的研究则是从“办公桌前的总经理”出发的，以企业整体作为研究对象。他认为，管理理论是“指有关管理的、得到普遍承认的理论，是经过普遍经验检验并得到论证的一套有关原则、标准、方法、程序等内容的完整体系”。
有关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不仅适用于公私企业，也适用于军政机关和社会团体。这正是其一般管理理论的基石。
5、人际关系学说 梅奥
人际关系学说是一种较为完整的全新的管理理论则，始于20世纪2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梅奥等人所进行的著名的霍桑试验。人的积极性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和作用逐渐在生产实践中显示出来，并引起了许多企业管理学者和实业家的重视，但是对其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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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发展中，涌现出各种管理思想和实践。其中，在组织管理、经营理财、选任用人等各个方面，都有大量的理论思想。
1．组织管理
中国古代组织管理思想也许起源于《周礼》（公元前12—前11世纪），该书第一次把中国官僚组织机构设计为360职，并规定了相应的级别和职数，层次、职责分明。古代组织管理思想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论述管理战略与战术问题的杰出著作《孙子兵法》，距今已2500年。《孙子兵法》提出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至今在世界各国军事管理中奉为经典规则，并在企业和商务管理中得到广泛运用。
2．经营理财与选任用人
中国古代有许多经营理财的理论思想，比较著名的有范蠡、计然的待乏原则和积著之理。“待乏原则”强调预测市场物资的需要和价格的变化，以有利可图。“积著之理”则注重于猎取利润的方式，主张经营高质量物品，促进货币流动运行，并以存货多寡预测价格贵贱。早在南宋时期的会计原则中，就提出出纳与会计分离的思想。公元923年就已经有中国最早记载的酒类成本核算。汉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作出了以一定经营资金获取一定合理利润的论述。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素有“选贤任能”“任人唯贤”的主张。中国被世界公认为人事测验的发源地。从隋唐时期开始的科举制度，比较系统地体现和发展了我国古代人事考试和选拔的思想。从人事评价和选拔的角度来看，科举制度在以下几方面具有管理心理学的意义：
（1）公开申报与竞争：科举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她的公开性和竞争性，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和参与，使得测验和选拔有了较充分的选择基础；
（2）综合评价与考核：大部分科举制考试包含多种内容和形式，从笔试、面试到论文、习武，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信息；
（3）多层筛选与录用：科举制实践中比较注重自下而上的多层次筛选，并在适当的层次给予录用。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早在秦始皇时代，就修建起闻名世界的万里长城。隋唐时期开凿起世界上规模最大、流程最长的人工大运河。这些都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管理实践。古代管理实践中，都江堰系统工程是系统管理思想的具体体现。而古代质量管理则从理论上丰富了质量管理的程序和方法。
3．古代关于能力的思想
（1）智力与能力
中国古代关于才能的思想极其丰富。思想家们一贯重视人的智能问题。孔子论及智力和能力的问题，所谓“上智”“下愚”“中人”是最早的智力类型差异说。知人善任、尊贤任能是我国古代人才管理的基本思路。荀子在《儒效》中强调了“无能不官”的用人原则，分析了小才大用的弊端。《墨子·尚贤》中也提到用人的原则是“察其所能而慎与官”，把任官和分禄区别开来，主张对有功的多给荣誉和享受，而把官职授给能够胜任的人。《韩非子·八经》中云：“量能授官”“举能以就官”“见能于官以授职”。1700多年前，刘劭在其论著《人物志》中按能力把管理者分为12个等级，提出“人材不同，能各有异”“量能授官，不可不审也”。
（2）管理能力素质
在先秦诸子中，荀子是最重视人才能力素质分析的先哲。他从管理人员具备的知能力、言能力和行能力上作比较分析，将他们分为五类人：庸人、士、君子、贤人和大圣。从荀子对管理人员梯次能力的纵向和横向比较分析中，对中国古代先哲论述的管理能力素质种类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政研能力素质。这是最受人重视的管理能力素质。政研能力有不同层次之分。不同人的政研能力素质可分成类。
识人用人能力素质。主张管理者要善于识人之所长，从而善于用人之所长而避其所短，使组织有合理、良好的人才结构。
行政能力素质。各种管理人员的行政能力不同，不仅包括对下属的管理能力，而且也包括对上级的纠偏能力。最高级的行政能力出于有最好的政研能力和识人、用人能力。
《孙子兵法》也对领导能力作过比较系统的阐述。孙子曰：“将者，智信仁勇严”，认为一位领导者必须具备这五个方面的领导能力与道德修养。智者，即聪颖而有智慧，遇事能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与及时而合理的决定；信者，即信赖下级并能获得部下信任；仁者，即体贴、爱护下级，时刻把下级挂在心上；勇者，即有勇气，有魄力，处事果断，雷厉风行；严者，即遵守法纪，赏罚分明。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 顺“道”
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 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 人和
“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睦协辑”(《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唐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 守信
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 利器
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 求实
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training.mypm.net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 对策
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
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 节俭
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
9． 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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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韩非子。有度》)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管理文化，一部二十四史可以说就是关于中国的传统管理史。而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时间居于意识形态统治地位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至深至远，这不仅因为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伦理道德的学说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其包含着一整套治理国家的学说。特别是西汉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干兼容其他各家各派的传统管理思想理论体系，为社会的稳定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儒家管理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
1．孔子
《论语》一书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也集中反映了孔子的管理思想。孔子使儒家思想
成为一种管理体系。这个管理体系的重要思想是“仁”。“仁”字由“二人’’组成，意为人与人的关系，蕴含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孔子看来，人的关系不外是君臣、父子、夫妻、长幼、朋友五种，由此衍生出的管理思想即仁爱、仁政、仁义，使整个社会思想统一起来，形成维护统治的最基本的规范。与“仁”相辅的是“中庸”的管理方法，即通过“执两用中”、公正的手段来消除相互之间的矛盾，避免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稳定社会秩序。此外该管理思想体系还包括“和”、“德治”、“正己”、“信”、“礼”等思想。
2．孔子管理思想的主要继承者
孔子的管理思想只是个雏形，真正使儒家管理思想体系发挥作用的是孟子。孟子不仅继承发展了孔子管理思想理论，更重要的是他通过游说上层统治者的途径使儒家的管理思想得到了应用。孟子将孔子管理思想中的“仁”和“义”结合起来论证，同时又主张将“义”与“利”对立起来看待，并且认为“上下交征利，国之危矣”。‘‘仁者无敌’’是孟子管理思想的最高境界，他提倡“爱民”，主张用仁爱的思想去管理国家，达到“富民”的目的。自孟子之后，儒家管理思想逐渐定型并越来越为统治阶级所接受。
真正做到集儒家管理思想之大成的是汉代著名管理思想家董仲舒。他以儒家管理思想为根基，进行亍大胆创新：一方面吸收了法家管理思想，用“尊君卑臣”的管理理论替代了自孔孟以来的“民贵君轻”；另一方面又吸收了道家管理思想，将“天人合一”的理论融入到儒家管理思想体系，形成了一套以儒家管理思想为中心，贯穿着神权、君权、父权、夫权的管理体系。
到了中国封建社会转型时期的北宋，儒家管理思想再一次进行了革新。以朱熹、二程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对儒家的管理学说进行了再次的改进，他们以孔孟的道德学说来管理社会，以宇宙、天理来统治人的内心世界，“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这一管理思想的最高准则体现。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宗旨。儒家管理思想因其独特的思想体系，备受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古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
二、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管理思想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体系，经过历朝大儒对儒家管理思想的改进，儒家管理思想逐渐稳定并形成了一些核心性的理论。即民本；和；中庸；仁；德治；教化；忠恕：正己；信；礼；义利；正名；尚贤；富民；民主。，
1．“民本”
这是孔子管理思想的核jb。儒家管理思想从其创始人孔子开始，就具有显著的人本主义色彩。儒家管理思想以重视人、尊重人作为出发点，以德治作为核心，以“平天下”作为管理目标而建立其系统的管理模式。‘‘民本”思想的“民”是指“群体”而言，孔子的管理思想是围绕“人”这个中心展开的，“以人为本”是孔子管理思想的重要特色和标志。孔子主张政府要关心民众疾苦，因此当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济众者，何如可谓仁乎”子日：“何事于仁，必也圣乎!”[1]孔子回答的意思是那个人如果能施济民众，不仅是仁，甚至达到了圣的境界了。实际上是劝告统治者要实行仁政，爱民、笼络人心。“民本”的直接目的是得民心，最终目的是求稳定，求兴国。
2．“和”
“和”的思想(是孔子“民本”思想的基石。)也就是“和为贵”。正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是指组织内部的沟通与理解；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和谐、良好。和谐的组织环境是管理者进行有效管理的重要保证。．孔子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实际上和毛泽东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团结求团结则团结亡”，有异衄同工之妙。群体间的竞争应是“争，，中有“和”，“和”中有“争”。管理就是处理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的矛盾，管理宗旨、思想、手段的和谐a因此“内和外争”的组织才具有强大的发展潜力
3．“中庸，，
“中庸”的思想是孔子管理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基石。《论语·雍也》中记载“子日：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意思是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应该是最高了吧。人们缺少这种道德已经很久了。从管理学角度解析，中庸即中道、适度、不偏不倚，即在管理活动中，保持各方力量的均衡，恰到好处。但这种均衡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种动态变化过程中的均衡。因为管理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动态过程，其涉及的人、财、物等因素，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上会呈现出不同的作用，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这就对管理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管理中不要执着于某一方面，而应正确处理各种冲突矛盾，随时随地保持管理的正常进行。
4．“仁”
“仁”是“民本”思想的具体体现。何谓“仁”孔子日：“仁者，人也，…‘仁者，爱人。”朱熹注说：“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①也就是说，“仁”实际上就是如何对待人，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的道德学说。管理活动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管理者要善于营造有利于组织发展的人际关系和文化环境。“仁”的核心意义是“爱人”，“爱人”中既包含对人的尊敬、谦恭和亲热之情，也包含推己及人的相互理解等仁爱的思想。“爱人”体现出人道的原则，以及管理和实践中的感情投资。统治者应当“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②，才能做到仁者无敌。“仁”是一种道德品质，这和“德治”的思想是相通的，“仁爱”是孔子的德治管理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5．“德治”和“教化"
管理的核心是人的问题，德治作为一种管理思想始于孑L子。“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德治”是处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关系时常用的手段。由于传统的封建独裁统治，国家的兴衰往往取决于统治者的“德行”。遇到“明君”，则天下大治，“昏君”当道则民无宁日。而统治者只有实行德政，民心才会归附，才能国治民安。德治的核心是教化。教化的主要内容是伦理道德。教化的主要形式是言教与身教相结合，以身教为主。所谓“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实际上作为统治者来讲，教育是其治理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古代帝王事实上已将孔子原来“教化”的思想扭曲了，通过儒家思想的意识渗透，大力推行“愚民政治”。尽管这极大的禁锢了民众的思想，但是从治理的效果看，确实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上功不可没。
6．“忠恕”
《论语．颜渊》中写道1．‘‘樊迟闾仁。子日：爱人。”这是《论语》上对“仁”最为明确的表述。但是，怎样才是“爱人’’孔子提出了忠恕的方法。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也，”。儒家“忠”是自己内心中一种对人对事的真诚态度，尽己为人；以及由此态度去诚实地为他人谋事做事的行为，强调分配过程中的无私精神，实质是利于对方。“恕”是以自己的仁爱之心，推己及人，从而正确地处理人际关系和谅解别人不周或不妥之处。忠与恕，孔子似乎更看重“恕”，孔子说：“恕道’’是“可以终身行之”的一种道德规范，朴素的包含了换位思考的管理思想。、
7．“正已．"
这与!德治，，、“教化”、“忠恕”的思想都是紧密联系的。《论语．颜渊》中提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子路》又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正”，是管理者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即正己。‘‘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②强调管理者必须首先要端正自己品德。‘‘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不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③对于管理者来讲就要注意礼仪、道义、信用等，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建立自己的威信。因此古人说“天子穆穆，诸侯惶惶”。
8．“信”
孔子的“信，，的主要两个方面：强调民众对组织和管理者的信任以及管理者自身的信实。
被管理者要对于管理者和组织有充分的信任，而作为管理者也要对民众守信用，不能“朝令夕改”，而应该“言必信，行必果。，’要做到“信”，孔子强调“慎言”，对于做不到的事情不可以轻易许诺，万不可失信于人。
9．“礼”
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里的“复”是符合的意思。实际上“礼”也是达到“仁”的必要条件。要达到“仁”，首先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仁”是思想、原则；“礼”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即规章制度。孔子主张：以仁率礼，内仁外礼，也就是管理实践中所讲的情理结合，在正确方针指导下建立良好的管理制度。
10．“义利”
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主张先义后利，坚持义重于利。儒家道德的基本价值观是义重于利，故儒家修身成德的重要标准是义重于利。义为本，利为末；德为本，财为末。所谓“君子求财，取之有道。”
11．“正名”，
“正名”是辩证名分。这又是“礼”的思想的延伸。对于不遵守制度的人一定要有舆论或具体的惩罚。因为“礼”的内在精神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所以和每个人的地位名分又是相通的。每个人行为上恪守自己的名分就是守‘‘礼”，越出自己的名分就是违礼。而管理者应该注意“正己”的同时还要注意“正名”。
12．“尚贤”
国家的兴衰“为政在人”。孔子认为，管理问题重在选贤举能。他明确提出‘‘举贤才”的思想。并且重视年轻人：“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也”并认为举贤者要无私，统治者要能识才，先知人，并且重视育才，为巩固统治提供大量的智力支持。要求“君子尊贤而容众”。儒家认为“政者，莫大于官贤”②，这里的“政”其实就是指“管理”。孔子回答鲁哀公问政时说到“为政在于得人。”④，又曰：“政在选臣”④，因为“文武之道，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一。可见选贤是管理活动成败的关键。
13．“富民”
“富民”的思想是儒家德治管理的主要目标。《颜渊》中：“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朱熹在《四书集注》对此解释道：“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这是对家与国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只有民富，才能有君富。这种藏富与民的思想对于管理者具有巨大的启迪作用。
14．“民主”
在封建专制的社会中，不可能要求这些大儒提出当代的民主思想，但是儒家管理思想中已经暗含了朴素的民主思想。“民为贵”，“君为轻”。‘‘以人为本”都体现了一定的民主思想。而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①，更是对后世的民主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孟子看来，政权的更迭，君主的易位，都取决于民众的态度，因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以民为本，贵民轻君的思想达到了其时代认识的巅峰，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当然，由于人们认识问题角度的不同，即使是对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也未必有统一的认识，但是对于如何评价儒家管理思想应该有一个正确、清醒的认识。
三、对儒家管理思想的评价
儒家管理思想之所以能够得到古代统治者的赏识，除了其思想本身的独特内涵，以及董仲舒的“政治一言堂”之外，部分原因就是统治者自己希望在世时的美名远扬，而缺乏长远眼光。因为帝道旷日持久，霸道还勉强可以等，而王道的富国强兵最有时效，统治者在位时无限风光，而且可以惠及后世，又何乐而不为呢由于统治者的目光短浅，尽管儒家管理思想不断吸纳道、法等思想的精华，但是在统治阶级的刻意扭曲下，以及时代条件所限等原因，儒家管理思想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不利于后世的理念。
当然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要辩证来看，坚持科学发展观，科学对待儒家管理思想。既不能不加分辨全盘接受，也不能一律否定。对于儒家管理思想之精华，例如：为政以德的思想、任官得人的思想等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管理思想，要根据时代特点，不断改进，继续发扬；而对于儒家管理思想的糟粕，例如：轻视经济工作的思想、维护封建旧礼制、反对变革的思想、家庭宗法等管理思想，要坚决摒弃。实际上对于其他管理思想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也应仿照上面的原则去理解。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
从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上来看。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气候温暖湿润、江河纵横勾联、土地广袤富饶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繁衍、从事单一的种植型农业生产活动。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等适宜的气候条件、长江黄河淮河等充足的灌溉水源、辽阔疆域上肥沃的江河冲积平原，都非常有利于人们的农耕生产。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中国古代的先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久以来就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于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崇尚和谐、安稳、平和、缓慢的生活方式，生活中喜好中庸之道，提倡“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风度，人格上讲究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具有盲目的从众心理和特别容易融入群体之中的特点。这种小农经济的长期影响，具体到管理思想方面，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管理上群体的小富即满、小成即安的小农意识，固守封闭不思冒险、甘于守成乏于开拓，易于满足鲜有进取，就是这种思想的鲜明写照。
其次，从宗法制度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强悍的宗族凝聚力量和“家长制”式的集权专制，将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共同的风俗习惯、心理状态、行为规范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导致了中国管理思想上重“人治”轻“法制”、重裙带关系轻法律约束的传统形成，整个社会就如同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纳入其中，成为其中的某一节、某一环，谁也挣脱不开，逃脱不了，由于宗法制度的影响，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既带有鲜明的专制性、等级性，同时又具有牢不可破的血缘亲情和心理上的融合凝聚能力。
再次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影响。儒家和道家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因而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影响也最深远、最持久、最具有决定意义。儒家和道家作为两种具有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心理模式的思想体系，在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融合演进中，互相刺激、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同时也衍生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思想。
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个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认知和个人修为上主张“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在个人和家国的协调发展上强调个人奋斗和家国利益的趋同一致，追求的终极结果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和谐统一，崇尚内圣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而道家和儒家相比，它更倾向于清心寡欲和宁静自守，采取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管理思想。它主张凡事与世无争，顺其自然，一切都超然世外、甘于寂寞退隐，在“无为”中追求“无不为”。在长期的儒道融合交流互促中，使得中国人无论在得意或失意时都能非常容易地找到思想和心理平衡的支点。
因此，受儒家和道家影响，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入世追求，也有辄遇困难挫折就退隐山林、避于桃源自娱的消极遁世思想，这给古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很大的通达权变的空间，因而也使得中国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都能活得适得其所
从管理哲学上讲，百家之中主要是五家，即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以孙武、孙膑为代表的兵家，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在他们的哲学思想中，蕴含有极其丰富的辩证思维方式和易理之道。先秦以后的历代政治家和哲学家，秉承易学和五家思想传统，在他们的“文集”中进一步阐释和总结出了中国的治国管理之道。中国历代文人学者浩瀚的作品中，有深邃而睿智光芒的说理深邃的政论、奏议、书信、杂说，蕴含着丰富的中国管理思想。系辞中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古代文明的伟大成就，无不闪耀着易学和合人文精神与可大可久的生命哲学智慧。
以《易经》国学等中国管理思想价值为基础，结合中国企业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管理实践，整合和突破西方管理哲学的历史局限，通过对人类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生产方式、管理方式、发展方式等社会实践，进行系统的科学反思、哲学反思、文化反思，认真探索和思考企业和人类的终极价值，探索自然管理法则，解析和重建普适性组织基因和理论模型，初步建立起全息的中国管理哲学理论体系，包括理论法则、方法工具、实践应用；为战略管理、创新管理、危机管理、人本管理、情商管理、文化管理、和谐管理，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管理理论平台；为个人事业、企业组织的成长、变革、创新和发展，提供普适化的简单易行、科学实用的诊断和管理模型，为全面建设创新型社会、和谐社会提供基本的理论指导和战略管理工具；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与和谐企业文化思想体系，是时代给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为全球化文化融合与和谐世界构建，做出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伟大民族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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