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儒家音乐思想在《乐记》中有比较系统地阐述。《乐记》最早的一部具有比较完整体系的音乐理论著作，它总结了先秦时期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创作于西汉。其丰富的美学思想，对两千多年来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并在世界音乐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乐记》认为，音乐是道德的象征，道德可以通过音乐来表现，礼乐本是相通的。乐与政也是相通的。可以用礼乐相调来治理政事。礼乐是节制感情的手段，音乐可以用做社会教育的工具，通过音乐的感染力。人心可以导向伦理，进而培养成优良的道德习惯，因为音乐是德性的真实表现“唯乐不可以伪”，“人生而静”本没有喜怒哀乐等感情的激荡。乐记在我国音乐理论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不仅阐述了音乐的本源，音乐的社会作用，还论述了乐和礼的关系，论述了美的音乐在道德品质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20世纪，学者们为发掘中国古代音乐思想的宝库不懈奋斗，其中对《乐记》的关注尤为突出，一度成为研究的焦点。80年代，在吕骥同志的建议下，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乐记〉论辩》一书，书中编辑的是此前四十年来我国一些著名学者和中青年教学、科研人员陆续发表的关于《乐记》的研究与考证文字，共30篇，约30万字，其中绝大部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出版前邻近几年间的论著。其编者在编者说明中表述：“本书题作《〈乐记〉论辩》，一方面表明辑在这里的各篇论著，集中反映了当前我国学术界关于《乐记》研究中的各种不同意见和学术观点；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这样一种期待，即继续通过广泛而深入的论辩，使这项专题研究进一步取得新的成果。”1985年4月1日至6日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了《乐记》、《声无哀乐论》学术研讨会，会上对《乐记》的讨论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有：《乐记》的作者与成书年代问题；《乐记》中的乐象问题；《乐记》的“音心对映论”问题；对《乐记》的评价问题等。
周代儒家音乐思想在《乐记》中有比较系统地阐述。
《乐记》创作于西汉，是中国首部专论歌乐舞的音乐理论著作，总结了先秦时期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是西汉成帝时戴圣所辑《礼记》第十九篇的篇名。
《乐记》在我国音乐理论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不仅阐述了音乐的本源，音乐的社会作用，还论述了乐和礼的关系，论述了美的音乐在道德品质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乐记》的观点
1、《乐记》强调音乐与政治、音乐与社会的密切关系。
2、《乐记》主张使音乐与治理朝政、端正社会风气、礼治、伦理教育等相配合，为统治者的文治武功服务。
3、乐记》强调音乐给人们的愉悦感受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
周代儒家音乐思想，在《乐记》中有比较系统的阐述。
《乐记》是最早的一部具有比较完整体系的音乐理论著作，它总结了先秦时期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创作于西汉。其丰富的美学思想，对两千多年来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并在世界音乐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乐记》特点
《乐记》认为，音乐是道德的象征，道德可以通过音乐来表现，礼乐本是相通的。乐与政也是相通的。可以用礼乐相调来治理政事。礼乐是节制感情的手段，音乐可以用做社会教育的工具，通过音乐的感染力。人心可以导向伦理，进而培养成优良的道德习惯，因为音乐是德性的真实表现“唯乐不可以伪”，“人生而静”本没有喜怒哀乐等感情的激荡。
周代儒学音乐思想在《乐记》中有比较系统的阐述。《乐记》创作于西汉，是中国首部专论歌乐舞的音乐理论著作，总结了先秦时期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是西汉成帝时戴圣所辑《礼记》第十九篇的篇名。
《乐记》的观点
1、《乐记》强调音乐与政治、音乐与社会的密切关系。
“使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2、《乐记》主张使音乐与治理朝政、端正社会风气、礼治、伦理教育等相配合，为统治者的文治武功服务。
“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3、乐记》强调音乐给人们的愉悦感受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周代儒家音乐思想比较系统的阐述是在《乐记》中。《乐记》创作于西汉，作者刘德及门人。
《乐记》作为先秦儒学的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丰富的美学思想，对两千多年来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并在世界音乐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乐记》强调用＂德音＂来施教，使人民的言行举止都符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要求：＂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伸，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乐化》）以乐教来辅助德育，是乐教的主要任务。
《乐记》的历史影响
《乐记》主张＂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就是主张以封建地主阶级的＂德＂作为＂善＂的标准，作为评价音乐的政治标准。《乐记》认为音乐是体现＂天理＂的，亦即天赋善性，＂唯君子为能知乐＂，音乐可以用来表彰君子的德行，宣扬统治者的功业，为巩固统治服务。
对于广大人民来说，音乐则是统治者给予的恩赐，接受乐教的目的是使人民＂制欲＂、＂改过＂，从而＂无怨＂、＂不争＂，顺从统治。
所以《乐记》对于三皇五帝以来一切统治阶级的音乐，一切对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音乐都推崇备至，尊之为＂德音＂、相反，对一切民间的音乐，则大加攻击，斥之为＂奸声＂、＂邪音＂、＂溺音＂、＂淫乐＂。
《乐记》过分强调＂乐＂必配合于＂礼＂，＂乐＂被紧紧绑在＂礼＂的车子上，使＂乐＂逐渐失去了它的独立性与创造性。
《乐记》过分强调＂德＂和＂位＂的音乐标准，这也就容易把中国的古代音乐引向庸俗化和势利化。中国古代社会的音乐，到了后来，愈来愈衰退，这不能不说和《乐记》所宣扬的＂乐＂配合＂礼＂的思想有些关系。所有这些，都是《乐记》的阶级与时代的局限性。
周代儒家思想音乐思想在《乐记》中有比较系统的阐述。
《乐记》作为先秦儒学的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丰富的美学思想，对两千多年来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并在世界音乐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乐记》强调用"德音"来施教，使人民的言行举止都符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要求："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伸，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乐化》）以乐教来辅助德育，是乐教的主要任务。
扩展资料
《乐记》继承与发展了孔子以来儒家关于音乐的特征、乐教的功用以及内容与形式、美与善、礼和乐等关系的思想，在阐述"心物感应"的乐的本质方面，在论及音乐对人的情感、性格、意志等心理活动的影响方面。
在突出音乐的政治教育与教化功能方面，在强调音乐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作用方面，在注重礼乐并重"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
其基本思想比在它之前的儒家著作中都更明确、更丰富、更具体、更深入、更系统，它是中国古代最重要、最系统的音乐教育思想的论著，至今仍未失去其灿烂的光辉。
周代儒家思想在《乐记》中有比较系统的阐述。《乐记》最早的一部具有比较完整体系的音乐理论著作，总结了先秦时期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创作于西汉，作者刘德及门人。
《乐记》是西汉成帝时戴圣所辑《礼记》第十九篇的篇名，其丰富的美学思想，对两千多年来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并在世界音乐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儒学的复兴实质乃在于继承发展儒学传统，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儒学的积极作用。不过，人们往往将继承“儒学传统”等同于复活“传统儒学”，由是在很多情况下，非但不能复兴儒学，反而滋生了各种复古乱象。究其原因，根本在于人们没有真正明辨儒学传统与传统儒学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庞朴先生就曾撰文阐述过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异同，这其中就已经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时隔二十多年，在当前儒学复兴的新语境下，我们有必要更深入地阐明儒学传统与传统儒学的关系，以把握当前儒学复兴的积极方向。
众所周知，传统儒学就是历史上既有的、已经现成化了的儒学理论形态，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先秦儒学、汉唐儒学、魏晋儒学、宋明新儒学以及以朴学为代表的清代儒学等等各种形态不同的儒学理论。这些理论成果虽然无一不值得我们尊重和珍视，但需要意识到，传统的儒学理论并不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要继承的儒学传统本身。
其实，就“传”与“统”的本义看，所谓“传”，即“驿”，本义是指一站传给下一站；所谓“统”，即“纪”，本义是指丝的头绪。因此，在源始本初的意义上，“传统”这个词并不是指一个“对象”化的存在物。同样，儒学传统本身，作为代代相“传”的儒学之“统”，也并非是一个现成在手的东西。按“统”的字义讲，儒学之“统”就是指儒学的发端处，也就是儒学之为儒学的根本，其实质是儒家一以贯之的基本原理。正是基于此，儒学才得以从诞生之初直至当今，一直保持着儒学之为儒学的特质。
那么，儒家一以贯之的基本原理又是什么呢？对此，唐儒韩愈早已做了明确的概括，而且历代儒家的理解也都没有跳脱开这一观点，此即“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原道》）之所以如此概括，是因为自孔孟初创儒学以来，历代儒家就以仁为根本出发点，以义为基本原则来引导社会各领域制度规范的建构，意在为群体生活秩序提供一种合理的安排，这其实也是一切儒学理论的根本旨趣。所以，“仁义”向来就是儒家对现实生活各领域制度规范进行因革损益的根本依据和标准，更深一层说，“仁义”乃是儒家理解和应对一切问题的根本立场，这一原理一以贯之地体现在历代的儒学理论中，也就成为代代相传的儒学之“统”。当然，对不少人来说，“仁义”就是一种道德概念、一套理论学说，甚至就是一个可供研究和学习的思想对象，但这恰恰是一种有待超越的现成化、对象化的理解，而不是我们此处要强调的、在儒学传统的本初意义上的理解。
其实，从韩愈指明“仁义为定名”，就可以看出，仁义并无“定实”，也就是说，仁义的意涵并不能固化为某个时代、某个地域的存在物，而是指示着一种随顺着生活变迁而不断现身的、非现成化的儒家在世方式和“到场”状态。因此，在活生生的“生存”意义上，儒学传统本身作为“仁义”的代代相传，也就是数千年来儒家在世方式自身的“言说”，就是历代儒家不绝如缕的“到场”状态的汇聚。这意味着儒学传统不仅出现先贤的生活中，占有着儒学的过去，而且也先行地参与到我们当下的生活中，敞显着儒学的未来，因此儒学传统能够为现代人类生命的安顿、生活的幸福提供思想的指引和观念的启示，这其实正是我们当今复兴儒学的现实必要性。不仅如此，儒学传统因其非现成化而永远处于“待完成”的状态，能不断地生发出新的可能。这种永恒的开放性和发展性也正是我们当今复兴儒学的现实可能性。
周代儒家音乐思想在《乐记》有体现。
1、关于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乐记》强调音乐与政治、音乐与社会的密切关系。它认为：
“使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2、关于音乐的社会功能，《乐记》主张使音乐与治理朝政、端正社会风气、礼治、伦理教育等相配合，为统治者的文治武功服务。它认为：
“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
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
“是故先王之政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返人道之正。
”3、关于音乐的美感认识，《乐记》有比较深层的论述。它强调音乐给人们的愉悦感受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它认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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